史学与变化——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它最感兴趣的是如何用近代西方的标准去评判中国的过去和预测中国的未来,而非解释中国过去的实际。但是,正如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所警声的那样,对于过去发挥想象力是危险的一一甚至在为了“理论的目的”而这样做时也如此。要真正了解过去的情况,决不能运用想象;相反,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假设“如果我就是那样一种人”,问一问“如果我处于那样一种地位上,我将会怎幺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猜测过去的情况究竟如何。”因此,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阻碍了我们对明清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的准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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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第3章。Graeme Donald Snooks主编的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干脆就叫做《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 Routledge, London, 1994) 。

 ②Thomas Smith: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 ~ 192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88,1,2,45,46 页。

 ③Dwight Perkins: China' 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Chicago), 1969,3页。

 ④ John Hicks :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 Glarendon Press(Oxford), 1991,5~6页。
三、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只一种

 

按照西方中心论,近代经济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即欧洲的道路。既然江南经济走的不是这一条道路,因此必定不能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以下的问题:近代经济发展是否只有一种模式?如果近代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是只有一种,那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没有出现这种形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其它形式的发展。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把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置于中国实际的基础之上。

 

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不只一条。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指出:即使就近代经济成长(即所谓“发展"development)而言,也有两种形式,即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导致这两种成长的动力和条件大不相同,所引起的后果也不一样,而且这两种成长之间也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是它们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换言之,它们都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主要特征①。

 

姑且不谈这种“纯”理论上的可能性,我们从实证研究中也可以看到确实存在不同的近代经济成长道路。例如依照史密斯的研究,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与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和法国所出现的近代经济相似的真正的近代经济。但他也指出:日本的发展与西欧的发展非常不同。此时期内日本农业经济中的重大进步,标志是亩产量提高、农民副业工作增加、许多小的技术改进、农村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等等。他总结说:此时期日本的发展,是一种“以农村为中心的发展”,大不同于西欧“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②因此近代经济发展不只有一种道路,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存在于某些地方的客观现实。

 

以上情况也完全适合于近代以前的江南。在费维凯所指出的两种发展道路中,尽管清代江南确实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成长,但是它却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因为后一种近代经济成长并不是以近代技术为基础,而且与近代工业没有什幺关系。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所依靠的,主要是分工和比较优势。而分工和比较优势在清代江南都是明显存在的。

 

事实上,在清代江南农业经济中,除了斯密所强调的分工和比较优势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有助于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的出现。例如拙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n Jiangnan,1620~1850第一、二编中所指出的那些进步,都能够明显地增加产量。由于这些进步普及到江南各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从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它们所能产生的经济增长也是长期的。然而,由于清代前中期江南有效的人口控制机制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劳动人口增长颇为缓慢③,因此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是可能的。换言之,尽管土地没有增加、技术没有重大突破,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可能保持一种长期和缓慢的持续成长。因此,仅仅因为江南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成长就断言江南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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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bert Feuerwerker: Presidential Address : Questions about China' 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

②Thomas Smith :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lndustrialization , 1750-1920,5, 8, 12-13, 15, 16, 18, 43, 44页。

③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代江南人口问题探讨之一》,《清史研究》(北京)1996年第2期;以及《节制生育,控制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问题探讨》,《计划生育研究》(北京)1996年第3期。



四、不同种类的农业经济

 

不同地方的农业经济之间往往具有很大的差别。在长期的变化中,各地农业经济根据自身的条件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技术体系和经营方式,或者说不同的传统。因此,对一个地方农业经济变化进行研究,首先必须弄清其特点,承认传统的合理性,而不能以另外一个地方农业经济变化的特点为研究的出发点,一概否定传统的价值。

 

江南和西方的农业经济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之大,甚至使得人们在农村一城市、农民一工人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上,都很难获得共识。今天,当你走在无锡县东升村的主要街道上时,你可能不会相信这是农村,因为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派美国西部新兴工业园区的景观;你当然也不会相信这里工厂里的工人是农民,因为他们一年中在工厂里实际劳动的时间,比大多数城市国有工厂工人劳动的时间还多。然而这些村子的确是农村,因为农业仍然是村里的重要产业;这些村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的确还是农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年仍然拿出一部分工作日从事田间劳动,尽管这部分工作日的数量远远少于他们从事工业劳动的工作日的数量,而且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工业。

 

上述情况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明代后期以来的江南,除了那些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城市(即省城、府城和县城)之外,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较大的村子往往就是较小的城镇,而较大的城镇也往往由一两个村子发展而来并且继续保留着相当明显的农村特点;农村中有相当的人口主要并不依靠农业生活,而许多城镇居民(特别是地主)的主要生活来源却来自农业;相当多的城镇居民主要是在农村经营业务(例如商人、高利贷者),而城镇手工作坊中的工人则有很大一部分生活在附近的农村;农村居民大多“亦农亦工”,除了农业之外也从事农村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而许多城镇居民也“亦工亦农”,除了从事纺织或其它手工业外,也种桑养蚕,或者耕种一小块土地,为自己的家庭生产食物,等等。此外,在最主要的工业生产(即纺织业)中,城镇工业往往只是农村工业的延续,而最重要的城镇商业(粮食、纺织品和肥料的贸易)也以农业作为基础。因此,确实很难在农村与城镇、农民与工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只是到了20世纪,由于江南农村经济的衰落和上海等近代城市的兴起,这条界线才开始变得分明起来。而在1949—1979年间,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城乡区别政策,这条界线才成为真正的界线。然而到了1979年以后,这条界线又开始模糊,以至今天我们无法再按照西方的标准,给江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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