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都门纪略 北京城 市民生活
清道光年间问世的《都门纪略》，是一部城市生活指南手册性书籍，主要是针对外省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的需要而编纂的。此书刊行后，深受社会欢迎，一再增订改编，延续使用到清朝结束。关于本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上世纪60年代初，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在所著《明清笔记谈丛》中，以“都门杂记”为题，做过阐发；更早在30年代，则有周明泰撰写文章，专门揭示其戏曲史料价值。这些论述，都为学术界利用相关史料，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与本书所蕴涵的多方面史料价值相比，学术界的关注和利用，显然还很不够，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此书缺乏基本了解所致。至于关心北京城市史和清代社会生活史的普通社会非专业人士，对它的了解也就更为有限了。《文史知识》2004年第1期上，刊出么书仪撰《道光至光绪间的京师旅行指南》一文，比以往更为全面地介绍了本书的撰作缘起、版本流变和基本内容，为人们认识此书，提供了很大帮助。
不过如作者在文章中所讲到的，本书的早期刊本现在已不易见到。或许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文中有些介绍可能是出自转手的资料，所以有不够准确和不够妥当的地方。考虑到《文史知识》主要是以普通读者而不是专家为阅读对象，而这些读者不易查阅原始资料（事实上也很难了解原始资料的使用方法），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文章中所陈述的全部信息，从而产生错误的影响，我想就本人所见所知，澄清与《都门纪略》早期版本有关的几个问题。
《都门纪略》最早刊行于道光二十五年。么文在谈到这一原刊本时，说国家图书馆所藏仅为一册残本，并依据书目题记，推测这一残本已经失去内封面；另外，么氏在文中引述作者原序时，都是依据光绪六年刻本。由此看来，他并没有见到原书。我因一直留心古代城市生活史事，多年来陆续收集到包括此原刻本在内的两种相对比较少见的早期刻本，因此，可以依据原本，对有关情况做些订补。
么文引述周明泰文章的叙述，称原刻本内封面下款为“都门新咏附后”、“翻刻必究”十字。检核原刻本，此处应作“都门杂咏附后”，周氏笔误，不宜以讹传讹。道光原刻本《都门纪略》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都门纪略”本文，下卷为作为附编的“都门杂咏”。后者有独立的内封面，也有单独的序言和目录，内封面、目录和卷首统统镌作“都门杂咏”；另外原刻本原装两册，上册封面签条镌“都门纪略卷上”，下册封面签条镌“都门杂咏卷下”。所有这些，都表明原刻本上是绝无“都门新咏”这一说法的。
由于没有见到原书，么氏在文中对于原刻本的版本形式，做了很不符合实际的判断。么文可能是援依周明泰的说法，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称道光二十五年原刻本为“初刻大字本”，并判断说：
从这书的开本和字号来看，“大字本”是一种特别的设计，如果说，那是为了方便此书设定的读者“外省客商”随时随处翻阅查找，应当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其实这书的字型并不特别硕大，只是清代非常普通的中等大小字型。前人所谓“大字本”，应当是叙述《都门纪略》版本流变时，相对于在光绪以后衍生出来的各种字型更小的版本所做的描述性说法，这是版本学叙述当中的一般用法，而不是这一刻本的字型大到了可能含有什么特别意义的程度。其实若是从“方便此书设定的读者‘外省客商’随时随处翻阅查找”的角度看，所谓“大字本”可能反不如“小字本”更为合用。——阅读的书字大本大赏心悦目，备查的书字小本小方便携带翻查，这是古今一贯的通则。如同么文所讲到的，《都门纪略》后来有许多增补本陆续刊行，据我所见到过的几部后来的刻本，至迟从同治三年的徐永年订补本起，在不断增添新内容的同时，字型随之逐渐缩小，显然大容量的小字本更受读者欢迎，更适合“‘外省客商’随时随处翻阅查找”（同时节省版木和纸墨，也更节约成本）。因此，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原刻本的字型是一种什么特别的设计。
至于开本，原刻本《都门纪略》是普通的巾箱本而稍偏大。对于仅有薄薄两卷的这样的书来说，这在清代也是非常平常的。如果一定要说原刻本的开本大小与书中的内容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只能说与原刻本的字型大小一样，在便利读者使用和节约版刻成本这两个方面，它的商业性考虑都还很不充分。
关于原刻本的内容构成，么文说：
《都门纪略》分上下二册，上册有序言和例言，正文分为十一门类，包括图说、风俗、对联、翰墨、古迹、技艺、时尚、服用、食品、市廛、词场。下册是歌咏京师风俗事物的竹枝词97首，分为十大门类，类目与上册相同，只是没有“图说“一项。
首先这按册区分内容的说法不够妥当。古书装订的册数并不固定，随时可以改订，既可以合数册为一册，也可以分一册为数册，张三藏书的第三册，很可能是李四藏书的第一册。册数分合虽无一定之规，卷次却非藏书者所能更动，所以叙述古籍内容时一般只能依据卷次而不是册数。《都门纪略》初刻原装本确实是订为两册，但如前文所述，这两册是按上、下两卷分装的，所以，区分为上、下卷，要比上、下册更为妥当。与此相关的是，么文在列举道光至光绪间各种《都门纪略》的刻本时，也都是仅说明册数而没有卷次，甚至以册数作为区分不同版本的标志，叙述更不清楚，也更不科学（其中个别一些版本仅有册数而无卷次区分的例外）。
其次是原刻本“正文分为十一门类”的说法不妥。原刻本卷上“都门纪略”部分的目录中，虽然首列“图说”二字，但这只是指卷首的前三门外“天下仕商聚汇之所”的地图。地理书卷首开列地图，是一种沿袭已久的传统，至迟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的图经。《都门纪略》卷首地图的功用，是标示方位为理解内文提供辅助，算不上一部分独立的内容。对此，作者杨静亭在原刻本“都门纪略”部分的序言中，本有清楚的交待，他说：“兹集所登诸类，分列十门，并绘图说。”同时，在“都门杂咏”部分序言中也交待说：“仍照前编‘都门纪略’，区分为十类。”可见二者类目一一对应，所谓“图说”本不预其间。
第三，卷下“都门杂咏”共收诗100首，而不是么文所说的97首。十个门类，百首诗篇，都是整数，这就如同十全武功、百子全书等等说法一样，不过是为凑个吉祥。这也是《都门纪略》一书世俗性的一种体现。
么文在介绍《都门纪略》后来各种增订重刻本之前，举例介绍了原刻本旧有十大门类的内容。虽然未做明确说明，但结合上下文义，只能将其理解为是就原刻本的内容立论。但是，由于么氏未能阅读原刻本，所举例证中有一些却是后来增订本增附的内容。如“服用”类中的凉帽店万升帽铺、快靴店一顺斋、布鞋店全盛斋，就均非原刻本所有。这些后来刻本增附的内容，一方面，与原刻本所反映的时代，前后存有差异，如杨静亭在“服用”类的后序中所说，“京师铺户，或数年以及数十年，多改东易主，旧者少而新者多”。不同时代的记载，对于历史学研究者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时代断限意义。另一方面，“京师铺户林立”，被杨静亭选择记入“服用”类下的不过五六十家，“所不载者，不啻万亿”。所以，若是毫无定则地加以增补，是补不胜补的。区分开哪些是原本所有，哪些是后来所增补，其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