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于杨静亭在选择登载这些商户时，有一个重要标准，这就是他在“例言”中所说的“市廛货物，往往以伪乱真，价亦低昂无定。兹集所开载者，字号皆系一二百年老铺，驰名天下，货真价实，言不二价”。谢国桢在《都门杂记》一文中曾推测说，杨静亭“是一个不得意的人士，潦倒京华”。这种看法并不十分确切。“都门杂咏”所载杨氏自序，署云“识于榆林官署”，说明他在写作此书时是有一定官位身份的。这一点决定了《都门纪略》一书的撰述，最初并不具有明显的商业目的，所以他对内容的取舍相当严肃认真，而后来的增订修补本则逐渐背离这一初衷，走上了纯商业的道路。
　　《都门纪略》在道光二十五年刊行之后不久，杨静亭又在道光二十六年编成“都门会馆”，收录京城内的各地会馆。么文讲有道光二十七年增补本《都门纪略》，增补此“都门会馆”部分。这种增补本我没有见过，也不知现在哪里有收藏。但是“都门会馆”的作者自序，写于道光二十六年“嘉平月”，也就是腊月，翌年刊刻成书也是合乎情理的。估计仅是新刊“都门会馆”部分，其余两部分，则是利用原来道光二十五年的旧版，合在一起印行。
　　么文在叙述同治年间以后《都门纪略》的各种衍生刊本时，有很多疏漏和讹误。
　　一是没有讲到由于商业运作的缘故，《都门纪略》一书衍变出许多不同的名称，如谢国桢讲到的《都门杂记》，还有《都门汇纂》、《朝市丛载》、《都市丛载》、《朝市都门便览》等等。
　　二是透过这些复杂的书名就可以看出，后来各种增续本的版本种类相当繁多，么文所列举的15种版本是很不全面的。如据王灿炽编著《北京史地风物书录》著录，就有《宣统新增都门纪略》等多种未被么氏提到。
　　三是叙述不清。晚期版本因没有做过比勘，在此可暂时置而不论。早期刊本如道光二十七年以后，目前所知最早刊行的是徐永年增补本。这是《都门纪略》衍变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版本，它上承道光原刊本的文人风格而在具体内容上略有增益，而后来的商业性京城导游读物，又都是以这个版本为基础加以增饰。么文先是在注释中排列《都门纪略》各种刊本时写道：“同治二年徐永年增补本。增补‘路程辑要’一册。”接着又在文章中讲述说：“同治二年徐永年增补本，增补‘路程辑要’一册，方便出京的客商，了解从京城前往各地的路线和里程，也是客商之必要。”似乎认为这个版本为同治二年所刊，且带有新增的“路程辑要”。可是，么氏很快在下文中又说：“但到了同治三年，市面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四册本（今按前文已经指出，用“册”而不是用“卷”来叙述版本情况是不够合适的，即使是在原书没有卷次区分的情况下，根据内容用“几部分”也比用“几册”要更好一些），那就是徐永年增补本和李静山增补本。”依此，徐永年增补本又似刊行于同治三年。
　　么文所说的“李静山增补本”，么氏本人也没有可靠依据，来说清楚它到底始刻于什么时候，可以留待后面讨论。下面首先谈一下徐永年增补本的情况。谢国桢在《都门杂记》一文中，曾提到他收藏有同治三年刻本《都门杂记》，可是却没有记述具体的情况。除此之外，我没有见到其他相关的收藏记载。流传稀少，刻本难得一见，这也是不易说清其版本情况的客观限制因素。

　　么文讲述说，增有“路程辑要”的徐永年增补本，带有“同治甲子年仲秋下浣皖桐孙梅溪序”。这个年款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它并不是徐永年增补本的最早刊本。因为寒斋有幸藏有比道光二十五年原刻本《都门纪略》，更为罕见难得的这个徐永年增补本的原刊本，所署刊行时间，为“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中浣”，早于前述孙梅溪作序的时间。
　　我收藏的这个徐永年增补本，由“都门杂记”、“都门杂咏”和“都门会馆”三部分组成，完全沿袭杨静亭的旧有格局，但每部分都有徐氏自己“新增”的内容。“都门杂记”等三部分内容，前面各自均镌有独立的内封面，正面相同，俱署“都门纪略”，背面却分别称作“新增都门杂记”、“新增都门杂咏”、“新增都门会馆”，清楚标明是在杨静亭原本上有所增订。全书不分卷，但内封面正面镌有“一集杂记，二集会馆，三集杂咏”字样，一则说明其内容划分，二则表明其前后排列次序，更为重要的是，据此可知徐永年增补本，最初本来是没有“路程辑要”这部分内容的。另外，徐永年在书中各部分的序言，一署“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之月初伏后五日祁门痴生徐永年序于伴花斋之南窗下”；一署“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中澣祁门痴生徐永年序于伴花斋之南窗下”；一署“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之月初伏后祁门痴生徐永年序于都门伴花斋”，而内封面正面署“伴花斋重镌”，每页书口下亦镌有“伴花斋”字样，两相参证，可以断定，这一定是徐永年增补本完稿后，自己刊印的最早印本。甲子年为同治三年，因此根本不可能存在么文所说的同治二年刊带有“路程辑要”的徐永年增补本。值得注意的是，其内封面背面上镌有“日增月易校对无讹”和“板存琉璃厂东门内路北宝文斋书画处随时修补”，已经透露出明显的商业气息。
　　徐永年增补本《都门纪略》最初刊行的这个“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中浣”，为同治三年六月中旬。两个多月以后，在同年“季秋上浣”，亦即九月上旬，又增入一个名叫孙乐（号梅溪）的人所编纂的“路程辑要”部分，么文所说的同治三年徐永年增补“四册本”，应当与此相当。前面提到的谢国桢旧藏同治三年刻本《都门杂记》，就是这一版本，原书已在谢氏生前捐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由于前后相隔不到三个月时间，前三部分，都是利用旧版重印，只是在内封面正面“一集杂记，二集会馆，三集杂咏”的后面又添加了“四集路程”字样。两相比较，可以清楚看出本书内容增衍的轨迹。
　　么文谈到的包括有京师到各地路程内容的同治三年刻李静山增补“四册本”，并没有列入其文中开列的道光至光绪末年间《都门纪略》诸版本书目，在我所接触到的各种相关书目中，也从未见到著录过这个本子。因此，这一版本是否真的存在，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都绝对不会如么氏所云，是在同治三年同时出现了徐永年和李静山两个内容完全相同的《都门纪略》增补本。这是因为么氏所依据的材料有很大问题。
　　么氏在文中谈到，他本人并没有见到李静山增补本的所谓同治三年原刻本，据以立论的依据，是一个光绪六年的所谓重刊本。据么文所引，这个刊本的“天下路程”部分（与徐永年增补本的“路程辑要”部分内容完全相同）所载李静山的序言云（句读与么文有所不同）：

　　甲子中秋，有敝友孙梅溪先生来访，袖出由京师至各省路程一帙，嘱余载于《都门纪略》之四集。余观之许久，见其按程计里，诚为客路之规箴；投宿整装，可拟游人之行止。故将路程一帙，登入《都门纪略》，攒为四集。虽非京都之故事也，似于出京之行旅，勘作神珍矣。同治十一年序于宣武门寓斋。

 按照上文李静山的说法，原作者孙梅溪在甲子年亦即同治三年中秋把书稿交给他，并要求刊入《都门纪略》，作为与“一集杂记，二集会馆，三集杂咏”相接续的第四集来印行。可是如前文所述，“一集杂记，二集会馆，三集杂咏”这样的体系，是由徐永年同治三年季夏增补本所确立的，与李静山没有任何关系，孙梅溪何以要向李静山其人提出这一要求呢？再说假若如么氏所云，李静山在同治三年接到孙梅溪的文稿和要求后，随即将其刊入《都门纪略》，那么，他的序言何以会写于书籍刊行八年之后的同治十一年呢？无论如何，这都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么氏文中虽然谈到徐永年同治三年季秋增补本中孙梅溪序的落款和时间，可是却又说“徐永年增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