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组织，如单位、学校、街道、居委会、生产队等来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的做法（页17）。实际上，国家与市民社会既然有着重迭的控制／活动范围，也有着同样的作用对象／活动主体，那么二者之交错影响就是必然的。一个政权对市民社会的动员、组织程度反而说明了它的工作效率。当然这也和那时市民社会的发育不足，缺乏民间社团的自治组织有关。

　　但是，生产方式的延续性决定了国民传统意识的延续性，当中包括很多封建糟粕，即使知识阶层和干部权力阶层也不能免俗。这就导致政策制订、舆论宣传和民众理解中不自觉地延续了封建传统观念。随着改革开放、多元文化价值观冲击、法制不断完善，中国民众愈来愈具有维护个体权利的意识，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和影响已被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意识所代替。「性」领域的「泛道德化」已经复归正常水平，性与生殖目的的捆绑已经剥离，注重婚姻质量取代了家族延续的核心功能。由于婚恋道德标准趋于多元化，一些如同居、婚外恋等反主流文化的婚恋形式业已出现，传统婚恋模式和家庭的稳固性都开始受到挑战。

　　总之，「择偶标准阶级化、爱情理想革命化、婚姻关系政治化」5的婚恋模式已成为历史。但市场经济确立了新的价值观，主导的经济原则又开始侵蚀婚恋领地，这样会令现实社会的爱情和婚姻永远不是纯洁的领地。

注释
　　1 见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吕氏春秋·贵公》，引自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251。
　　3 《慎子·威德》，同注2书，页251。 
　　4 转引自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局，1999），页389。
　　5 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页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