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半是有生物学功能的，它实际上在申明自己的领地，或者召唤一个发情的母狮。昆虫在阳光里的“舞蹈”或许也是求偶过程。另外，昆虫或鱼类的成群活动方式，是避开天敌的方法。按照达尔文的解释，在鸟儿的鸣叫中，实在充满了欲望，或者传达某种信号。总而言之，关于动物的行为，我们最好首先向生物学家请教，然后向动物心理学家请教，在此之后，我们多半会发现，席勒的解释完全不必要了。
     如果我们能够对小猫小狗的行为做出生物学的解释，那么就不必对它做拟人化的解释。我们宁肯把动物的这种所谓的“游戏”理解为动物的生物学程序规定的学习过程。真的，如果小猫从来不追逐线团，小狗从来不追逐自己的尾巴，它们如何学会生存的本领？实际上，人类的儿童也有类似的行为。婴儿经常毫无目的地抓握、蹬腿，这同样是学习和练习过程，否则他们将不会运用自己的手和脚。就小猫小狗来说，它们是否能够把线团和自己的尾巴假设为猎物的替身，即猎物的假象，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认为它们多半做不到这一点，似乎也不需要做到。
     但是，席勒关于游戏的另一个思想却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当那以外观为快乐的游戏冲动一出现的时候，立刻就产生模仿的创造的冲动，这种冲动认为外观是某种独立自主的东西。” 他又说：“野蛮人以什么现象来宣布他达到人性呢?不论我们深入多么远，这种现象在摆脱了动物状态的奴役作用的一切民族中间总是一样的：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 很明显，“外观”是席勒非常喜欢的一个术语，这自然是从康德哲学中得到的见解。我们发现，席勒对游戏的描述，完全适用于对艺术的描述，这反映了游戏和艺术的内在根基是同一的。另外，席勒把游戏冲动看作人性出现的标志，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冲动并没有生物学上的动机。席勒的“外观”本身是一种超越于自然的现象，而超越于自然的现象，即是人的现象。
     但断言艺术起源于游戏却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游戏与艺术或许是同一个东西。游戏显然有两种：有规则的游戏和无规则的游戏。有规则的游戏，如象棋；无规则的游戏，如儿童自发的游戏。有规则的游戏似乎是某种介于艺术和现实之间的东西。象棋的规则体系与这个体系之外的现实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关系，这与艺术是相似的；正因为如此，下棋可以是逃避现实的手段。但和艺术经验不同，我们在下棋时的经验不是假象性质的，而是现实性的，因为象棋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违背的规则构成了一个现实：一个现实王国中的孤立的现实之国。基于这种规则之上的竞争，在下棋者的经验中可能会和人们在现实领域中的竞争一样地真实而激烈，而且常常能激起他们的怒气，虽然在局外人看来，他们过于认真而显得可笑。
     但儿童自发的无规则游戏在本质上就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像维柯说的那样，“诗的最崇高的任务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儿童的特点就在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到手里，戏和他们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有生命的人。” 儿童的游戏心理，和成年人的艺术经验毫无区别。他们把木凳当作马，但在态度上却好像在骑一匹真正的马。如果我们认真而扫兴地问正在游戏的儿童：“你骑的不过是木凳，哪里是什么马啊？”他多半会回答说：“你得假装相信（make-believe）它是马。”成年人在看画中的马的时候，确实是假装相信画里的马是真马，虽然他很清楚那并不是真马。一个孩子在看他父亲做几何证明的时候，完全不理解他父亲的所作所为；但是，当他们在一起看一幅画（比方说，徐悲鸿的画着马的画）的时候，他们就站在了平等的地位上。在这种理解之下，我们很可以说艺术和儿童游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之所以向来不曾发现或承认艺术与儿童游戏之间的这种同一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向来不曾发现或承认儿童是完善的人。我们对儿童的歧视与我们对所谓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歧视完全是相似的，或许是同一种歧视。我们总是自负地认为儿童在一切方面都不如成年人：他们弱小需要照顾和保护，他们步履蹒跚常常跌倒，他们说话口齿不清，他们轻信，他们尿床，等等；但是我们忘记了，他们的感觉如此敏锐，他们的音乐感如此强烈，他们学习语言的本领使成年人甘拜下风。儿童以看医生打针以及他们想象中的鬼怪之类的恐怖事情为题材所做的游戏，与索福克勒斯以俄狄浦斯王的可怕经历为情节写的悲剧，并无不同。我们把成年人的游戏叫做“艺术”，却不公平地把儿童的艺术叫做“游戏”——并无任何重要性的儿戏！没有理由。作为艺术来说，儿童的游戏是幼稚的，但幼稚的艺术仍然是艺术，正如幼稚的儿童仍然是人，正如原始人仍然是人。因此，说艺术起源于游戏却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1）艺术和游戏本为一事，即游戏就是艺术，因此我们不能说这一个起源于另一个；（2）艺术的感知方式要比儿童游戏更古老一些。“看医生”之类的戏剧式的儿童游戏起码涉及到语义，但在语义产生之前，即在他们能够开口说话之前，儿童已经在以艺术方式和世界发生联系了。儿童的游戏不过是儿童的艺术心理在一定年龄上的表现而已。同样的说法也应该适用于原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