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有不少朋友，严武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们是世交，往来时间很长，都爱好做诗，酬唱较多，又曾同朝为官，相知也深。尤其是杜甫居成都期间，严武在生活上曾给杜甫以切实的帮助，杜甫也曾应邀入幕，二人关系空前密切。但是，他们毕竟在地位、性情上都有很大差异，关系也不见得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始终如一地好，而有可能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实际上也正有多种史籍记载，杜甫曾有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这些史籍所载严武当时的反应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以为忤”。例如《旧唐书•杜甫传》云：“（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例如《唐摭言》卷十二云：“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第三种是怒至欲杀。例如《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说法不一，已经易滋疑惑，叙述过于生动，更是有小说家虚构之嫌。因此，历来就此加以讨论的人不少，大约是出于为敬爱者讳的好心，讨论者基本上都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态度，主张本无欲杀之事（注：如仇兆鳌就认为：“初无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按即《新唐书》）信以为然。”）。既然事情去今已远，我们无法质诸当事人，事情真相谁也不能凿然言之。我们也是愿意效法前人的，但是，细读杜甫这一时期的作品，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说当年杜、严之间没有发生过酒后“睚眦”一类的事情，或者说即使发生了，也只是小事一桩，那么，有些现象就不好解释。例如，为什么杜甫要那么坚决地辞去幕职？同僚的排挤就足以解释吗？严武死后，杜甫为什么没有写出像得知苏源明、郑虔、高适、房ｇｕǎｎ＠①等人死讯后那样动感情的诗篇，而只是一篇礼节性的《哭严仆射归榇》？要知道，杜甫哭悼苏源明、郑虔、高适、房ｇｕǎｎ＠①的诗篇都是作于他辞幕前后一段不长时间内的。相应地，有些诗篇，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莫相疑行》、《赤霄行》等，也有难以讲通的地方。
　　本着“知人论世”的想法，我们通过逻辑的可能性和诗歌的解读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杜甫与严武之间不但发生过“睚眦”，而且这“睚眦”还不是小事一桩，杜甫酒后失言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是完全可能的。
　　　　二
　　杜、严是世旧，应该从小就相识。杜甫长严武十四岁，论理二人的关系杜甫处于主动地位，但是严武少年得志，官场地位一直比杜甫高，加之他“颇自矜大”，为人倨傲，杜甫对他总有敬畏的成分。这从现存杜诗中最早跟严武有关的诗篇里就可以看出来。《奉赠严八阁老》：“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秒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诗作于至德乾元间(756-760)杜甫为左拾遗时，当时严武为给事中。虽说杜甫是“前辈口吻”，但是“客礼容疏放”一句就透露了二人关系中的礼数之隔。这种因官场地位而致的隔阂，在杜、严的交往中，一直未能摆脱。杜甫在成都，严武第一次镇蜀，杜甫有这样的诗句：“（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严公仲夏枉驾，兼携酒馔，得寒字》）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又有多次言及礼数。例如：“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立秋雨院中有作》）“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对严武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屡次言及礼数，说明他们的关系并不轻松。杜甫跟高适的关系就完全不是这样。“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道吾真。”（《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这是杜甫与高适关系的真实写照。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一说，秋至天寒，一家老小衣食出现问题，他托人给高适捎信，就直言不讳：“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需要指出，高适不但官场地位比杜甫高，年龄也比杜甫长十一岁。杜甫在严武面前的拘谨，是不正常的，原因当在严武身上，从杜甫作于秦州时期的《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一诗看，杜甫对严武是一往情深的。“巴州鸟道边”、“故人俱不利”，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晚著华堂醉，寒重绣被眠。辔齐兼秉烛，书枉满怀笺。”往昔情谊，久萦心怀；“如公尽雄俊，志在必腾骞”，更是一番瞩望殷殷。严武对杜甫，当然也是关心的，愿意帮助的。一到成都（以御史中丞拜成都尹），就去拜访杜甫：“元戎小队出郊ｊｉōｎｇ＠②，问柳寻花到野亭。”（《严中丞枉驾见过》）也算有礼贤的姿态了。此后，严武时而赠酒给杜甫，时而携酒馔亲访草堂与杜甫对饮，时而有诗歌唱和，而且先后两次向朝廷举荐杜甫，第一次召补京兆功曹被杜甫拒绝了，次年（广德二年，即764年）六月，严武又上表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为杜甫一生最高官衔。但是，严武毕竟让杜甫感到了拘束，他们的友情始终没能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


　　严武弱冠即以门荫策名，当时任宰相的房ｇｕǎｎ＠①因他是名臣（严挺之）之子，向来爱重，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又有哥舒翰引拔，三十二岁就做到了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作成都尹（上元二年十二月至宝应元年七月，即761-762年）、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二月至永泰元年四月，即764-765年）期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取盐川城，被朝廷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可见严武的确是一个少年得志、仁途通达而且有卓越才略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才能，他的经历，使得严武难免会有傲慢、威严、暴戾的一面。《旧唐书》本传有如下一段描述：“（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ｇｕǎｎ＠①出为管内刺史，ｇｕǎｎ＠①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ｇｕǎｎ＠①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这样一个人，虽然诗写得也不错，被杜甫赞为“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但骨子里仍是一介武夫本色。杜甫要想在他面前做到不拘谨，在他属下谋事感到舒畅愉快，是不大可能的；要让他对杜甫那样的酒后失礼“不以为忤”，也是很难想象的。章彝是严武旧属，当有同僚共事之谊，“小不副意”就可以“杖杀之”，杜甫当众失礼，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杜甫诗中屡屡地说到礼数，正可以说明杜甫有“伴严如伴虎”的隐衷。“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章乃严氏旧部，诗向解人吟，也颇合情理。
　　从杜甫一面说，与严武之间固然有着长久的友谊，也有感激之情，严武应召入京，送别之际杜甫甚至也道出了“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的眷念心情。但是拘谨的交往、拘束的生活，跟杜甫的性格是水火难容的。杜甫年青时也是傲岸自负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老杜天性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