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历经坎ｌǎｎ＠③之后，锐气或许减少，生性还是依旧。“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二首》之一），都是明证。离开成都不久，杜甫到了忠州、渝州一带暂住，在一首赠给一位从兄的诗中将自己与比自己大一岁的这位从兄的行为性情作了对比，“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常任真”（《狂歌行赠四兄》）。正如杨伦注所指出的，“正自伤其不得任真也”。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杜甫对自己此前追求功名、屈己就人经历的一种反思，当然包括对在成都入严武幕这一段生活的反思。再说，杜甫自华州弃官后，携家逃难，先是同谷，接着至秦州，后又翻山越水来到了成都。这一段漂泊之旅是杜甫一生最为艰难困苦的，到成都之初，他于浣花溪畔筑草堂而居，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从容，他很快就产生了“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的想法。虽然偶尔也会想起故国兵马，他乡鼓鼙，也会思念远在中原的兄弟亲人，有时候也会因为友人未能及时接济，全家陷入饥寒窘境，但总的来说，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杜甫是满意的。他写了不少记录自己一家富有乐趣的日常生活情景的诗篇，其中《江村》的“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进艇》的“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都充满了人间情味。生活上有“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居处是“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之一），眼见有风竹林泉、清江抱村，杜甫这时期诗作中，“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之二），当为心声流露。所以，严武首次镇蜀就邀杜甫出仕，杜甫百般婉拒，那是很自然的事。严武为成都尹只有半年时间，否则，就很可能像后来他任剑南节度使时那样闹到不愉快的地步，杜、严“睚眦”事件就会提前发生。


　　杜甫在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应邀入幕，不少研究者都偏信了杜甫辞幕时的两句诗：“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严武第一次镇蜀时为劝杜甫出仕，作了一首《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ｊùｎ＠④ｙí＠⑤冠”等句，很快就被杜甫谢绝，他的答诗里就有“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等句（《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严武劝仕之意大约曾表达过多次，一直到他奉召入朝、杜甫送他到绵州时，还在动员杜甫：“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酬别杜二》）可以说，在严武第一次镇蜀期间，杜甫确实是绝意于仕进的，下了老死江湖的决心。但是送走严武之后，历经了徐知道之乱，在梓州、阆州避乱流寓的一年半时间（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里，杜甫的心情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登基的代宗翻了一些肃宗时所立的旧案，一些遭贬斥的旧臣又得以起用，杜甫的许多故人也相继应召入京，反映出当时形势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注：参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第409页。）。因此他的心情不再平和，变得激烈，又写出了一些“嫉恶怀刚肠”式的诗句。例如：“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ｘｉāｎ＠⑥》），“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愿问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有感五首》之五）。“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的隐逸心情一去不返，又关心起军情国事来，“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更是明白地对自己卜居成都近两年的想法进行了否定。在阆州，他接连写出一组关心西疆军情之作：《对雨》、《愁坐》、《警急》、《王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又思君恋阙起来。“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送李卿晔》）。所以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已经于归家兴奋之际说出了“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是见疣赘，骨髓幸未枯”（《草堂》）的心里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这一回杜甫的入幕，实在不见有推辞之迹。
　　入幕之初，杜甫也确实有好好干的想法。这从他打消去蜀的念头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在往来梓、阆的一年半时间里，杜甫曾多次说过离开巴蜀前往吴楚的话。例如：“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奉送崔都水翁下峡》），“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双燕》）。大约是在章彝的帮助下，杜甫得到了一艘小船，“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要不是严武被委任为剑南节度使再次镇蜀，这一回很可能就成行了。后来入幕之后，杜甫也表示过去蜀的想法，如：“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之二）但入幕之初，约在广德二年(764)夏六月某日陪严武观看骑兵试用新旗帜时，打消了去蜀之想，作出了效力戎幕的决定：“我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扬旗》）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后来的坚决辞幕，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完全是因为不合本性，受到拘束。这些不过是说得出来的理由，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应该是说不出来的理由：杜甫与严武发生了矛盾，具体的爆发就是那次酒后的“睚眦”。
　　人们很容易把杜甫的辞幕归因于他的居幕不乐，不乐有二：一是爱自然的天性受了拘束，二是幕中同僚不睦。这当然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例如“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郊茅舍》）“老去参戎幕，归来散马蹄”（《到村》），可以理解为天性受拘；“分曹失异同”（《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赤霄行》），则明示同辈不合、为同列少年所侮。两种原因加在一起，更是加强了杜甫“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的想法，使他坚定了辞幕的决心。历来的注家、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这么讲的。这当然说得通，而且很堂皇。但是，堂皇的事情，往往另有隐情。隐情自然不能一遍遍地说与人听，但是杜甫毕意不是什么事都深埋心底的人，难免会于不经意间泄露到诗作中。


　　杜甫与章彝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章彝原本不是杜甫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完全是因为严武，很可能是严武离蜀时将杜甫托给时任梓州刺史兼蜀州留后的章彝照顾。杜甫在梓州期间受到了章彝的诸多照拂，交往也较为频繁轻松。从现存杜诗看，章彝曾赠杜甫桃竹杖（《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他们曾同游山寺（注：杜甫《山寺》诗原注：“章留后同游。”），杜甫常在章彝府中吃饭，坐骑也是章彝所赠（《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章氏曾有荐举杜甫的意思，杜甫《奉寄章十侍御》“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从杜甫的“反言以讽”（杨伦语）中，不难看出这一点。杜甫对章彝似乎也有不错的印象，《冬狩行》一诗对章氏的治军有方颇多赞美之辞，例如“况今摄行大将权，号令颇有前贤风”，而且对他寄予厚望：“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这样的关系，依着杜甫的脾性，日后章彝为严武所杖杀时，杜甫不可能不为章氏抱屈、说话，而这又一定会招致严武的不满。史籍中“章、杜同杀（杜因武母得救）”的情节，也是合乎逻辑的。只是杜甫酒后失礼和严武杖杀章氏未必同时发生，要是那样，杜、严之间就有两次“睚眦”了。差点被杀的是杖杀章氏的那一次，而不是酒后失礼那次，有如《新唐书》本传所载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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