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上面两部分所概括的以强烈的政治热情与参与意识、激进的批判精神与边缘立场、突出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的知识生产、精神生活、社会实践有什么意义？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伊安·昂（Ien Ang）在她为两半球人文科学、艺术以及公共文化会议（The Humanities , Arts and Public Culture in Two Hemispheres Conference， Queensland Art Gallery.5-7 July ,1999）提交论文的《谁需要文化研究？》(Who Needs Cultural Studies？)中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1、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实践活动
伊安·昂首先从文化研究的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相关性问题切入。她谈到了几次理发时候的有趣经验。理发师经常问她是干什么。当得知她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时候，接下来的一般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之间的交谈终止了。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感到情绪沮丧，感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与普通大众的隔绝。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
伊安·昂认为，令人尴尬的沉默部分起因于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意义的普遍无知。她指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文化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超常的东西。它要么与艺术同义，是某种象牙塔中的东西，要么指’其他人’，诸如移民或者土著居民"。前者是对于文化的经典美学界定，后者则是对文化的人类学理解。而在当今学术界，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摆脱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分离，从而革新了对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中，"文化"指的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与商谈，而这种产生与商谈是个多元的、常常是充满斗争与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所有社会活动领域，比如工地、教育界、媒体与国际关系领域、甚至理发师的沙龙。文化既不是机构、不是文本，也不是行为，而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复杂的相动。换言之，"文化不仅是非常日常的，它也是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非常基本的实践，因为它内在于了解与管理世界的方式之中。"也就是说，争论世界应当如何管理总是包含一种关于表征的政治学（a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在这个特定的政治层面上，意义与价值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因而必然包含基本的文化纬度。总之，"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建构性因素，而不是什么外在于或附属于生活的东西。
过去几十年中，"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全球性的发展，本身就标志着当代生活与社会中的"文化"纬度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引发争论的本质。一般来说，尽管全球资本主义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是对于文化的危机意识在全球随处可见：对于何为"进步"或普遍价值的共识的丧失，阶级、性别、种族、宗教、地区等之间的文化分化的加深，各种暴力形式的急增，因特网的全面发展，由于新盛的非西方世界对于西方世界的权威的挑战而导致的新的世界混乱状态以及不断增加的不稳定性，等等。使用文化研究的习惯说法，"文化"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成为这个复杂的后现代世界的多方面的斗争场所。
从这个视角看，"文化研究"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知识探求。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但是，随着文化研究在大学逐渐获得自己的立足点，它也逐渐成为一个关于它自己的学科世界，带有它自己的理论话语与机构网络，从而不能向更大的公共生活世界渗透。昂认为，我们不必简单地谴责这种现象，因为所有专业性的实践，包括学术研究，都应当有用以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式的空间与程序。然而文化研究得以存在的前提恰好是：它是一门密切关注并联系于日常生活重大问题的知识实践，并藉此提供学术世界与"外在"社会世界之间的联系桥梁。文化研究起源于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领域而不是纯学术领域，就是它自己的基本社会与政治抱负的一个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应用人文科学"（applied humanities）形式。重申文化研究的这个背景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世界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但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说服别人相信：我们能够加以生产的复杂知识与他们是相关的。
2、 知识生产的两种模式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性问题
在这里，"相关性"（relevance）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没有相关性，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作用就无法证成。那么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说文化研究的知识是与大众的生活实践相关的？或者用一种更加行动主义（activist）的方式表述：我们如何能够使它变得与大众更加具有相关性？
昂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空想出来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中知识的组织生产与意义评估中非常尴尬的处境，以及文化研究者的非常尴尬的地位。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昂吸首先关心的是大学里的状况。她指出，在今天，我们都经验到了大学的日益严重的商业化、官僚化以及企业化。被社会地认可的知识生产受到集中的关注。政府为大学研究提供的经费正在缩减，而这种缩减尤其威胁到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生存能力。然而这一变化是与更大的经济与政治环境相关的，因而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得到扭转。
因此，简单地悲叹或抵制这个变化是无济于事的，它只能进一步助长我们自己的边缘化。同时也不能简单通过与市场化得以解决。正如比尔·里定斯（Bill Readings）在他的《濒临毁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书中评论说："这不是一个与市场套近乎、确立能够提供庇护所的边际效用的问题。这样的一种政策将只能导致庇护所的缩小。"（1）
相反，我们应当站在知识政治学(politics of knowledge)的立场来反思的正是知识效用的评价标准本身。在其新近出版的《知识的新生产》（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一书中，由苏瑟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ssex）科学政策部主任M·吉朋斯（Michael Gibbons）领导的国际性研究群体提出，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出现，他们称之为的知识生产"模式2"，并认为它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模式1而占据统治地位。（2）
但是在许多大学，大部分人依然把模式1当作理想的大学研究模式，即通常理解的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中，问题是在一个由特定学科共同体的学术兴趣与实践符码控制的语境中被提出、研究与解决的，在这里好奇心是主要的驱动力，而实用目的则被嗤之以鼻。而在模式2中，知识生产的动力是来自某些人或部门（不管是工业，政府或者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的迫切需要。换言之，应用语境决定知识者所寻求的知识形式与知识内容。这个应用的语境包括了一系列异质的实践者与专家，他们就一个在特定的、地方性的语境（1）、Bill Readind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75。
（2）、参见：Michael Gibbons et al ,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 Sage,1994。
中划定的问题进行共同研究。吉朋斯坚持认为，这个知识的生产模式超出了单纯的"应用研究"。它并不是简单地应用现存的知识，而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知识与社会需要所形构，这种知识与社会需要或许产生出独特的、以跨学科性与、反思性为特征的新知识创造。
依据吉朋斯的观点，模式2的知识将并不取代模式1知识的传统学科结构，而是补充它并与之相互作用。的确，如果没有模式1知识生产的持续积累，模式2将不能存在。因为后者实质性地依赖于前者所发展出来的概念、发现以及洞见。但是，模式2知识的产生（尤其是在发达的后工业世界）深深地植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秩序，越来越依赖于迫切的社会需要，如身体保健与社会管理。昂指出，实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