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框架--合作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形成的--不会轻易为以下的研究提供空间，这种研究的有用性在于开启新的问题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答案。如果文化研究想要找到在模式2的知识生产世界中的合适位置，对于有用性与相关性的界定就必须超越直接有用性的层面。我们必须表明：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实际上是有用的，更加复杂地、反思性地思考问题，从长远的而不是短期的角度看，实际上对于社会的稳定（打个比方）是有实际意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复杂化的世界，在一个专注于经济增长、自由市场与技术速度和效率的世界上，社会内部的群体最需要的不只是物质资源，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能够把握与解释周围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知识资源。各种散见的例证表明，在基层大众的层面上，存在对于新观念的强烈渴望，而同时也存在着新思维与新视点的巨大贫困。例如，昂指出，在当地政府与其他组织中，"共同体"、"身份"、"多元文化"、"机会与平等"等概念已经在一个封闭的意义循环中变得陈腐僵化，缺乏激发处理手头问题的创造性方法的能力。昂提到了波林·汉森（Pauline  Hanson），一个鼓吹"亚洲人回家去"（Asian  people  go  home）的极端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者，她的影响现在已经渗透于公共文化中。昂认为这既是这一创造性方法的匮乏的征兆，也是它的结果。这一匮乏是一个文化僵局，这个文化僵局需要特定的文化介入--一种阐明意义、表征、价值在社会环境的诊断与安排中的建构作用的文化介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比以前更需要文化研究的原因。由于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当代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所以最为需要的是使公民能够"解读"其自身环境、理解他们在形构这些环境中的多重作用、质询其自身的思想形式（mindsets）的那种知识与技巧。急需的东西还包括人们自我反思地创造共同的基础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中，对于社会的未来安排才是可以设想的），以及与大量不同地位的他人合作的能力。总而言之，文化研究的独特的知识传播与用途在于提出事关重大的问题，而不是提供对于指定问题（set  question）的实证主义的答案。无疑，这是写作一篇好的政论文所需要的知识生产的专门技能，这种被文化研究纳入多少有点艰涩的政论文写作的技巧与知识可以转化为协作的语境，而这种协作的语境将获益于对意义生产过程本身的阐述与质询。文化总是处于争论之中、意义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商谈与建构，这种观点本身可以在无数与其他特定的知识生产者与使用者进行合作的策略语境中被修正与应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