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者与文艺学者的田野作业(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从闽西农村千里迢迢来北京探望儿子的童母，返回前要求画一张画像，重庆炳欣然答应了，但提议不如去拍照，老太太也同意了。老太太随童妻来到一家上乘照相馆，遇见一位高级摄影师，摄影师给老太太拍了一张成功的艺术照，效果是侧脸，柔光，老太太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还面带微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驼背也看不出来了。照片拿到后，童本人以为，构图讲究、层次分明，母亲准会高兴，谁知老太太看了，开始一笑，突然又收起了笑容，问“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以后不管童怎样解释此为艺术照，老太太都坚持要有两个耳朵的照片。他们只好又请那位摄影师给老太太重拍了一张有两只耳朵的相片，老太太才心满意足地告罢。这件事给童庆炳的印象很深，事后他专门写文章做了分析[3]。
在童文中，当他把母亲的两张照片当作研究资料来剖析时，他从中既研究了母亲，也研究了自己，这与现代作业中的田野定位说的理念是一致的，即把学者自己当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他所描述的个人经历看，他由于身份的转换、学问的拓展和心智的早悟，还能创造出一个研究自我资料的主管层面，并对这个层面做理性分析，这也符合主观位的工作方法。
童肯定母亲、妻子和摄影师三方对照片的解释都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这等于划出了属于对象文化的一片“田野点”，设定了学者自我与对象文化的观察距离。在保持距离的基础上，他从自我和对象文化的不同角度，分析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所得出的一次次结论，又成为对个人主观描述形态的一次次积极调整的结果。
他的第一次分析，是从自幼被母亲养育的民俗环境谈起的。他发现，自己对母亲的画像要求欣然接受，是少年时代潜伏在头脑中的人生价值观在成年后浮出水面的结果。他的第一次描述形态为：
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贡、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画框里，摆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3](p.21)
他的第二次分析，是从他作为大北京名牌大学的教授的角度出发的。文中，他反思了自己看第一张照片的精神活动，进而发现，自己把学术职业经历中的主体“预成图式”理论，加到了对母亲所拥有的对象文化的分析中，得出了自我认识正是对象文化的知识空缺的结论，实际上是自己替母亲做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却不等于母亲本人的想法，他的第二次描述形态为：
因为母亲缺少“侧影”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也会心地笑。[3](p.22)
他的第三次分析，从回忆自己上大学后仍使用母亲的手缝鞋垫开始，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非民俗原型的、也非学者理论的、而是两者兼具的新构成的中介意识。从民俗学的一方看，更可贵的是，他能一把抓住这种意识，不让它溜走，迅速生成对前两次主观认识的反观思考，然后进行理论提升，才产生了对母亲所能接受的第二照片的解释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第三次描述形态是：
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独特的艺术要求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侧影”，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时在鞋里给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晴，把本应是长在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来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神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神像融为一体。[3](p22-23)
童文的这次分析和描述，几乎等于一个田野定位说的个案文本，已与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析过程十分相似。而他的前两次分析也并非无用功，因为也都描述了一种主观位方法的前期调整过程。他的文艺学结论也与民俗学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说明两个学科的融通点。
修辞位的方法。指学者在表述自己所看到的资料时所进行的语言选择。在学术研究中，学者表述语言的属性和范畴，不仅会影响到学术著作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对象文化的读者的文化反应。在这方面，学者在论述对象文化和在对象文化中做研究的自我这两者时，究竟保持多大的距离才算公认的尺度，是一直被讨论的问题。有人把这比作照相机的“调焦”技术，意思是要选择恰当的描述对象文化的语言，撰写所搜集到的资料类型，创造未来将要完成的文本，开发学者的个人创造性。美国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撰写他的田野文本时，采用了挫折叙述的策略，从写自己在当地定位的最初困难谈起，再现了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被对方接受后所发现的对象文化结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揭示了对象文化的整体网络，并成功地证明了他对这种文化的叙述资格，这展示了他运用修辞位的天才[4l(pp.412-417)。
童庆炳是从儿子的角度选择修辞位的，他研究自己看母亲照片的三次思想活动的表述语言，无不饱含着深情、忠厚、体谅和无尽的思念。他处处考虑怎样让读者在理解母亲文化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观点。他不管从情感上、还是从学问上写到母亲，都会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亲”字。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一个成功办法，也是把学者与对象文化的关系处理成“亲子关系”、“干亲关系”或“朋友关系”，以稳定地解决双方在文化上“亲”的问题。民俗学者十分强调在人文关系上寻找修辞位，与童相似。
田野定位是一个持续反观的过程，定位方法的实质，就是一边看材料一边看自己，并始终保持与这两者的同样距离，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阐释系统。学者还要对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对对象文化的感觉始终不封顶，把它们贯穿到一生的事业追求之中，不断地写出来。
中国民俗学者大多出身文学系，从文艺学研究转向民俗学研究者不止一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田——田野作业研究中，两个学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田野定位说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一些文艺学者的细腻而成熟的思想资料分析，已隐含在对民俗文化的分析中，使文艺学与民俗学的方法浑成一体。它能够为热爱民俗的文艺学者提供一种学术创造的切入点，也能发挥出身文艺学的民俗学者的传统优势。不过，重要的是，对田野作业理论、田野定位说的分寸要掌握好，要善于把生材料处理成熟材料，才能在两个学科之间游刃有余，否则就和交叉研究沾不上边了。
［收稿日期］2002-06-01
【参考文献】
[1] Brornislaw Malinowsk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E.P.Dutton,Inc.
1961,rep.Waveland Press,Inc,1984.
[2] Elizabeth Chiseri-Strater and Bonnie Sunstein,Fieldworking:Reading and Writing Research.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1997.
[3] 童庆炳.苦日子甜日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Basic Books,1973
在童文中，当他把母亲的两张照片当作研究资料来剖析时，他从中既研究了母亲，也研究了自己，这与现代作业中的田野定位说的理念是一致的，即把学者自己当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他所描述的个人经历看，他由于身份的转换、学问的拓展和心智的早悟，还能创造出一个研究自我资料的主管层面，并对这个层面做理性分析，这也符合主观位的工作方法。
童肯定母亲、妻子和摄影师三方对照片的解释都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这等于划出了属于对象文化的一片“田野点”，设定了学者自我与对象文化的观察距离。在保持距离的基础上，他从自我和对象文化的不同角度，分析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所得出的一次次结论，又成为对个人主观描述形态的一次次积极调整的结果。
他的第一次分析，是从自幼被母亲养育的民俗环境谈起的。他发现，自己对母亲的画像要求欣然接受，是少年时代潜伏在头脑中的人生价值观在成年后浮出水面的结果。他的第一次描述形态为：
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贡、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画框里，摆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3](p.21)
他的第二次分析，是从他作为大北京名牌大学的教授的角度出发的。文中，他反思了自己看第一张照片的精神活动，进而发现，自己把学术职业经历中的主体“预成图式”理论，加到了对母亲所拥有的对象文化的分析中，得出了自我认识正是对象文化的知识空缺的结论，实际上是自己替母亲做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却不等于母亲本人的想法，他的第二次描述形态为：
因为母亲缺少“侧影”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也会心地笑。[3](p.22)
他的第三次分析，从回忆自己上大学后仍使用母亲的手缝鞋垫开始，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非民俗原型的、也非学者理论的、而是两者兼具的新构成的中介意识。从民俗学的一方看，更可贵的是，他能一把抓住这种意识，不让它溜走，迅速生成对前两次主观认识的反观思考，然后进行理论提升，才产生了对母亲所能接受的第二照片的解释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第三次描述形态是：
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独特的艺术要求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侧影”，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时在鞋里给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晴，把本应是长在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来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神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神像融为一体。[3](p22-23)
童文的这次分析和描述，几乎等于一个田野定位说的个案文本，已与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析过程十分相似。而他的前两次分析也并非无用功，因为也都描述了一种主观位方法的前期调整过程。他的文艺学结论也与民俗学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说明两个学科的融通点。
修辞位的方法。指学者在表述自己所看到的资料时所进行的语言选择。在学术研究中，学者表述语言的属性和范畴，不仅会影响到学术著作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对象文化的读者的文化反应。在这方面，学者在论述对象文化和在对象文化中做研究的自我这两者时，究竟保持多大的距离才算公认的尺度，是一直被讨论的问题。有人把这比作照相机的“调焦”技术，意思是要选择恰当的描述对象文化的语言，撰写所搜集到的资料类型，创造未来将要完成的文本，开发学者的个人创造性。美国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撰写他的田野文本时，采用了挫折叙述的策略，从写自己在当地定位的最初困难谈起，再现了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被对方接受后所发现的对象文化结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揭示了对象文化的整体网络，并成功地证明了他对这种文化的叙述资格，这展示了他运用修辞位的天才[4l(pp.412-417)。
童庆炳是从儿子的角度选择修辞位的，他研究自己看母亲照片的三次思想活动的表述语言，无不饱含着深情、忠厚、体谅和无尽的思念。他处处考虑怎样让读者在理解母亲文化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观点。他不管从情感上、还是从学问上写到母亲，都会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亲”字。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一个成功办法，也是把学者与对象文化的关系处理成“亲子关系”、“干亲关系”或“朋友关系”，以稳定地解决双方在文化上“亲”的问题。民俗学者十分强调在人文关系上寻找修辞位，与童相似。
田野定位是一个持续反观的过程，定位方法的实质，就是一边看材料一边看自己，并始终保持与这两者的同样距离，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阐释系统。学者还要对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对对象文化的感觉始终不封顶，把它们贯穿到一生的事业追求之中，不断地写出来。
中国民俗学者大多出身文学系，从文艺学研究转向民俗学研究者不止一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田——田野作业研究中，两个学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田野定位说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一些文艺学者的细腻而成熟的思想资料分析，已隐含在对民俗文化的分析中，使文艺学与民俗学的方法浑成一体。它能够为热爱民俗的文艺学者提供一种学术创造的切入点，也能发挥出身文艺学的民俗学者的传统优势。不过，重要的是，对田野作业理论、田野定位说的分寸要掌握好，要善于把生材料处理成熟材料，才能在两个学科之间游刃有余，否则就和交叉研究沾不上边了。
［收稿日期］2002-06-01
【参考文献】
[1] Brornislaw Malinowsk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E.P.Dutton,Inc.
1961,rep.Waveland Press,Inc,1984.
[2] Elizabeth Chiseri-Strater and Bonnie Sunstein,Fieldworking:Reading and Writing Research.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1997.
[3] 童庆炳.苦日子甜日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Basic Books,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