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全球变化研究”为标志的环境演变与人地关系研究，是国内外关注的课题。本文在全面收集考古资料基础上，采用考古地理学方法，利用文理交叉手段，对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初期人类发展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长江下游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乃至文明起源过程中，曾扮演过不同于其它地区的重要角色并有自身发展模式，为现代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  长江下游  考古地理学  人地关系  可持续发展

现代的长江下游，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中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还被认为是新兴的世界第六大城市带之一。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是这一地区现在和未来的重要主题，而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又无不是已逝生活过程的延续。因此，对这一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的文明化初期进行考古地理学研究，探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寻找从古至今的规律性动力，充分认知人和自然如何协调性地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和方法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否都关系到二者的生存和发展。诚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迄今为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两个过程：“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1]具体来看，人类文明经过农业革命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各国面临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诸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森林锐减、物种变少、淡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等问题，无不愈发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制约着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从协调到不协调，这种自人类农业文明开始直到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尤为凸显的人地关系的变化，越来越引起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科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组织了“国际生物学计划(IBP)”、“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等。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70多个国家参与的超级科学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CS)”又紧锣密鼓地出台，藉此应对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规模大、程度重、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全球性环境灾难。该计划突出强调地球环境系统及其变化，包括“过去全球变化计划(PAGES)”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个子计划，并很快形成了一门以研究全球环境变化为核心的新兴科学——“全球变化科学(Global Change Science)”[2]。

在我国有关全球变化研究的权威机构所制定的“九五”期间至2010年的优先领域中，“古气候、古环境研究”被列为“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这一子计划的首项，并提出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3]：

  1．如何恢复定量化的高分辨率的环境要素变化记录?

  2．过去人类活动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了气候和全球环境?

  3．过去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表征量分析。

  4．恢复过去千年尺度全球或区域环境变化的图像。

  5．过去年代的气候突变事件的揭示。

  6．气候变率分析。

中国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发起国之一，在全球变化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但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缺憾，这就是参加“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这一子计划的研究队伍主要由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组成，这种状况所导致的不足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介入，文理学科严重失调，不利于实现研究计划设计中的“过去人类活动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了气候和全球环境?”“过去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表征量分析”等课题。二是传统的第四纪环境变迁研究使用的常规手段是从自然剖面中提取环境信息，而自然剖面的形成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地学家们所进行的自然层的划分，年代跨度通常较大，其尺度一般在万年以上至少千年以上，很难实现“恢复定量化的高分辨率的环境要素变化”、“恢复过去千年尺度全球或区域环境变化”等课题。[4]

如何弥补这两个极为薄弱的研究缺陷?本文认为，新兴的考古地理学以及借助多学科交叉手段和成果，能够通过对文明化初期人地关系的研究实践，来达到填补这些缺陷的目的。具体而言，就是以周代以前的考古遗存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理学、考古学、环境学以及核物理、古DNA测试分析等方法和手段，考察长江下游这一区域地理范畴内文明化初期的环境变化、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人地互动关系问题。

本文所强调的考古地理学(archaeological geography)，是近年随着历史地理学研究时限前伸到史前时代，从日本引进的概念。[5]简要地说，考古地理学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对古代遗存的收集、整理和解释，来探讨有人类历史以来地表物质的空间现象及其演变的规律。学科分类上，考古地理学分属于广义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地理学与考古学之间相对独立的边缘领域。考古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相同之处是都研究过去的地理，不同之处是历史地理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资料，而考古地理则主要依靠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

考古地理学是借鉴了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建立遗存时空框架的，然而，这套传统的考古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是相对缺乏可量化性，甚至还带有一些任意性，难以完全获取不能直接反映在地层或器物形制上的潜在信息。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复原过去生活方式和研究文化进程等新课题的研究趋势的形成，动员多学科力量进行交叉综合研究也以一个新动向的方式，在传统文科领域引发了对新技术方法的热切追求。因为“考古学需要自然科学的帮助，才能扩大视野，增强深层透明度，以猎取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揭示自身研究对象的奥秘”。[6]

目前，与考古地理学相关的多学科交叉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与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等学科相结合，利用自然科学手段分析考古和地理材料，如碳素测年、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地质学、航空和遥感技术等。其中，以核分析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为主干的新兴技术，更具有快捷、灵敏、准确度高的特点。同时，对器物成分、产地和古人基因的测试和鉴定，也有益于考古地理学讨论资源环境以及与人类相关的迁徙、贸易路线等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另外，环境考古、通过入骨测试古人食谱、全球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等诸多在国外首先开发出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正在被引进中国考古地理学中，学者们越来越主动地向自然科学或应用技术领域寻求考古资料分析技术的支持，并正努力将这些技术组合起来，以形成解决某些特定课题目的的有效方法。

另外，尽管以往数十年的田野和研究工作，已经为我们重建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环境景观进而了解人地关系的变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考古学的阶段性目标以及相应的课题任务，近年来发生了由构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向复原过去人们行为方式和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人地关系演变模式方向的转变，因此，在原有基础上扩容学科手段、创新适用于新目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就势在必行。换言之，如何在应用传统理论和方法构筑历史框架的基础上，顺应时代需要和跟紧国际潮流，在学科之间交叉渗透，互相合作，通过考古地理学方法甚至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提取比以往更多的信息，才能增强我们对考古时代自然生态和人地关系的认知能力。

考古地理学从考古学中借鉴的类型学和地层学手段追求“透物见人”，即物—→人的转化，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如何从考古遗迹和器物上解读人类行为的间接距离，转化的依据来自业已建立的文化标尺和文化谱系，这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而今，古DNA技术的引进在某种意义上大大缩短了这种距离，即从人体本身的差异性人手对人类进行直接的研究，无疑是对固有考古学方法有力的技术支撑和补充。本文主要根据笔者参与的复旦大学相关交叉学科现有的情况，重点引入了自然科学手段如古人基因测试和核分析技术鉴定两项实验结果，都由本校现代物理研究所应用离子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生命科学学院古DNA实验室测试完成。尽管目前从初步实验结果看，核分析技术器物原料成分鉴定的常量分析还不够敏感，需要进一步做次量和微量分析。[7]古人基因测试的分辨率还存在技术发展阶段的制约，可供比较的数据库藏量还不充分。但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探索意义的多学科交叉实践和思考，才使我们的学术视野得到放大，才使我们能够提取到更多的解读信息，才使我们现在对长江下游早期人地关系的认识，不再是所知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