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论证的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环境重建和人地关系复原问题，实质上还考虑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学术背景，那就是中国史前文化和古代早期文明，基本是在少有外来文化或文明的强烈影响下，在自身基础上独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各区域的文化与中原地区之间则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呈“花心与花辦”，即“多元一体”格局。[8]因此，研究长江下游古代文化的演进过程乃至文明的起源与环境的背景及其互动演进规律，不仅对复原长江下游古代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探讨中国古文化发展规律以及文明产生赖以依存的环境因素，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生态系统和人地关系研究，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课题，这与近年兴起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和早期国家起源研究的热潮不无关系。因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曾经是齐头并进地迈向文明化复杂社会的中国各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却纷纷衰落下去，惟独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成为中国早期国家的母体，并孕生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具有国家水平的政治中心。[9]如果说长江下游地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演化进程中，扮演过非常特殊的角色的话，那就是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这一地区作为当时最发达的文化圈之一，一方面曾孕育过中国文明的起源，另一方面却又与中国第一王朝的诞生地失之交臂，成为极具典型性的盛极而衰的考古演化标本。
学者们由此得出的一个共识是，只有从文化进程和环境变迁角度解剖这个标本，寻求其中的原因，诠释演化的机制，乃至将其置放到“全球变化研究”的国内外科学计划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才可能为现代和未来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镜鉴。本文所进行的文明化初期长江下游区域环境的恢复性重建，目的也是探讨这一时空框架内人地关系协调与否的规律和原因，进而探寻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和早期国家起源中的区域性模式。
如果我们能够理性地认同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连续性演进的唯一典型进化模式理念的话，[10]那么，本文的研究设计是：长江下游文化进程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或文明格局中，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律与特殊过程的双重特征?这一特征是否可能概括为在特定地理环境下所呈现出的“连续”中的“断裂”或“断裂”中的“连续”模式?[11]就此意义而言，本文的研究显然已经超出了局部区域的范畴。换言之，起始于区域考古学遗存的辨识，续而构建历史框架，进而探讨其与文化或文明起源之间互动形成的人地关系，将成为本文考察长江下游环境变迁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重要位点。
二、生态系统与人地关系
利用考古资料研究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乃至人地关系，在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发表了不少考古新资料和研究新成果。人们重点关注的课题包括气候与海平面、河口海岸、生物种群、矿产资源、地区聚落模式、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及人口诸方面。从这些倍受大家关注的课题来看，应当说已经涉及多学科所辖领域，这使本文试图进一步运用考古地理学和学科交叉方法，深入研究和综合考察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有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和起点。
以往的研究和本文的观察显示，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多同步性，而且在不少情况下与其说是偶然或暗合，还不如说是互为因果。其中气候变迁、海面的波动、水患的生成、地形地貌等，特别是气候突变事件对早期人类文化的兴衰起着间接甚至直接的影响作用。例如，在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会进程中开始出现重大转折：主要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开始由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社会内部贫富和等级阶层分化明显；社群之间也出现分化，其标志包括中心聚落和一般村落的差别明显，贵族墓葬和大型宗教祭祀设施增多；文化交流模式已经由互动型和扇状放射形转为四至向中原交流的辐辏型；人口普遍增长、迁徙日益频繁；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日用器物功能细化、种类增多并出现区域化特征、非实用器物生产的高技术含量不断创新；资源获取方式存在多种手段，资源需求从生物系统扩增到玉、铜矿藏E12／；战争逐渐成为经常性的社会现象；以城址为代表的文明因素出现；整个社会已经开始迈向复杂化阶段。另一方面，在这一期间前后，中国和世界不少地区都发生了全新世中期降温事件。[13]这一气候转变事件与上述考古学现象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使得一些学者得出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的认识，认为这些社会复杂化现象的出现，除了社会本身发展的因素外，很可能还与气候转变导致的资源紧张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有关。[14]
本文为了更详细地考察长江下游气候环境变迁与文明化初期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过程，首先构建了时间框架。在过去以千年为尺度的基础上，采取量化手段，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文化序列进行分期排队，将历时约4000年的文明化初期划分为12个发展阶段，为研究长江下游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提供400—200年尺度的高分辨率序列(表一)，初步实现了变趋势性观察为过程性研究的目的。
笔者的研究表明，[16]距今7000—6000年期间，长江下游具有温湿气候和相对稳定的海平面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此同时，崧泽早期以前的文化开始得到初步但却是稳定的发展，水稻种植、家畜驯养也从此开始，并发展了原始农业，依赖自然界生物的经济活动比较多，获取生存资源的行为为初级开发型模式，人口压力不大。
到距今6000—5200年间，气候波动和海平面升高，出现了距今5500年前后低温事件以及大面积湿地，反映人类活动遗址数量少，空间分布呈散点状，重合型遗址较多，人口增幅不大，个别时段出现负增长，崧泽早期文化的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停滞乃至倒退现象，文化间歇期现象明显。
距今5200—4200年的千余年中，长江下游再度出现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出现了与上述中国早期社会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相近的局面。同期的良渚文化遗址数量呈几何级数超常增长，空间分布密集，人口增幅呈跳跃性飚升指数；[17]获取生存资源的行为方式由依赖自然生物的初级开发型，转为大量栽培植物和蓄养家畜的开发型，开发型比例首次超过初级开发型，资源需求的比重加大；产品体现出高技术含量的创新成果，器物生产进一步专业化，规格统一，标准化突出，功能明确的日用器物和非实用礼器分化显著，一次性使用的随葬性器物大增；尽管不使用土筑城墙的方式来构筑聚落防卫系统，但却是利用植物编织篱笆并辅以环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向心式家庭开始解体，离心式家庭不断增多；聚落内部已出现了分化和贫富差别；需要投入大量人工的大型礼制性建筑发展迅速，聚落之间的中心聚落和高等级“玉敛葬”多建筑在经过人工修整的台墩上，一般聚落的低等级小墓多分布在自然山丘或平原上；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阶层性分化明显，社会性质出现向质变阶段过渡趋势。[18]
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再度出现了洪涝灾害，水域扩大，气候又变得温凉干燥，低温寒冷。同时，诸多社会因素之间的矛盾激化，良渚文化迅速衰亡，遗址数量骤减，空间分布又呈散点状。随后的马桥文化虽然出现了铜器和原始瓷器等新技术产品，但还不能提供在良渚文化后进人发达社会和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证据，社会发展缓慢，获取生存资源行为折回到初级开发型模式。不再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导致土著的良渚人群被迫迁徙他处，而外来的北方人群更因为难以适应这里的环境，只是短时期地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后，也不得不迁徙而去，人口从此大量减少。[19]上述良渚时期产生的所有新事物，几乎全面回落，原本具有发达文化的长江下游耐人寻味地与中国第一王朝的诞生地擦肩而过。
本文的初步研究表明，文明化初期人类稳定的生存行为的形成，通常来自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这在考古时代前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总体上是人类依赖良好环境而逐步生息发展的过程，人地关系相对协调，历史进程基本上呈直线进化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期。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直按照直线的方式前进的，人类生存行为的这种曲折变化往往与自然环境的变迁、社会自身的发展或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这在考古时代后期显得特别突出。长江下游地区在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发展，社会结构日益趋向复杂化，并开始迈向文明时代的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次普遍的、前所未见的停滞或倒退现象。这里没有发现人们能够预见到的早期城市经济和以城邦国家为标志的社会组织形态，而是诸多要素造成人地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展现的是一幅环境波动乃至恶化、聚落解体、遗址参数涨落无常、农业倒退、人口急剧减少的场景，社会历史进程出现折线演化模式，是非持续发展期(图一)。
通过上面的图一不难发现，可持续发展期和非持续发展期之间的分界线，大致可以划定在距今5300年左右，这与上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间相近，是长江下游考古时代人地关系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换言之，长江下游距今4000年前后发生的大规模人地关系逆协调发展，尽管与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异事件关系密切，但也并不完全是一朝一夕突变的结果，而应当有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追踪溯源，很可能与距今5300年左右人地关系发生重大转型后带来的不断变化相关。
三、长江下游的文明化进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