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并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5 ）为此，左联要求作家向劳动大众学习，实现文艺的大众化。瞿秋白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我们”是谁？》等一系列论文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向大众学习和知识分子改造自我以适应大众。为此，他尖锐地批判知识分子作家轻视群众，只愿意做群众的先生而不愿意做群众的学生的态度。这种批评已经明显地在要求作家放弃自我，放弃真实的创作主体，放弃知识分子话语立场。当然，提倡大众文艺的人们见解并不一致。瞿秋白象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运动一样，是在批判五四新文学的前提下倡导大众化的，而冯雪峰却在肯定五四新文学的前提下倡导大众化。前者对五四知识分子话语否定得相当彻底，后者为知识分子话语的存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正是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知识分子话语因素没有完全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正因为这个狭窄空间的存在，使那些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五四的人们能够接受大众化方向，从而比较顺利地瓦解着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立场。

　　二在面对民间大众话语挑战的同时，知识分子话语开始受到国家权威话语的挤压。五四时期那种由于特殊政治背景所造成的国家权威话语缺席的现象在20年代末终于结束了。北伐的成功使中国出现了统一的政权。新政权必然地要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方向。

　　这种力量在文坛上的主要表现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兴起。

　　这是一个被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叙述筛落的文学运动。由于阶级意识的作用，20世纪的学者对这个运动一直缺少研究。教科书把它作为反面材料一语带过，而研究者即使在进入新时期之后也没有表现出兴趣。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与左联一样，是30年代文坛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势力不小，影响也不算不广泛。它与左联同时成立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着《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南京有“开展社”、“流露社”、“长风社”、“线路社” 等社团，出版着《开展》月刊、《橄榄》月刊、《流露》月刊和《长风》半月刊。《初阳》、《黄钟》等刊物也在文坛不乏影响。采取不承认其存在和影响的方式不仅无补于事，而且影响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认识。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简单地理解为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围剿之举是有背于历史真实的，把他们的成员都说成是国民党豢养的走狗也只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政治评价。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一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发生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承认，20世纪中国由于民族危机，救亡是从国家权威话语到民间话语都同样重视的主题。一些成员之所以赞同并且参与民族文艺运动，完全是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心，他们当中不乏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乏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并不都是政府的爪牙。由于民族面临的危机，即使没有政府的支持，它的出现和发展也是必然的，因为在民族危亡之秋，人们很容易接受弘扬民族精神增长民族志气的号召。

　　但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出现的确意味着国家权力话语开始努力实现自身对文化的控制，意味着国家权力对与其意识形态目的不同的思想文化开始进行斗争。这大概从与之同处一条战线中的“三民主义文艺”的提倡中看得更清楚。当时的国家权威话语也是两条战线作战，一方面要限制民间话语中带有强烈反抗性的政治因素，所以它首先要批判左翼文学运动；另一方面要防止知识分子话语对其封建专制性和各种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和抨击，所以警告胡适、查封《新月》，以国家统一所需要的民族意识排斥人的意识，以爱国主义排斥人道主义。他们竭力抢占五四以来由知识分子话语占有的市场，并与以阶级意识支撑的民间话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从理论上讲，三民主义应该包括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等知识分子话语的中心内容，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它却是一纸空话，而民族主义则成为国家权力努力倡导的并试图用以实现文化统一的思想。统治者试图在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旗帜下统一民众的思想文化，甚至毫不顾及知识分子对忠君等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在这种批判中形成的以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传统。正如北洋军伐政府不顾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而主张尊孔读经一样，三十年代的国家政治权威也没有充分考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态度。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文艺的最高使命就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

　　他们认为一切文学活动都应该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促进民族向上发展的意志，唤起民族的情绪和斗志，鼓舞民族的自信心，而最终的目的是促进民族国家的完全独立。它体现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倡导，同时，也表现了部分民间的愿望（因为民间话语一直是复杂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另一部分民间愿望更强烈地表现为打乱现存秩序而获得政权）。这是一个很值得重新研究的文艺思潮，表面上看，它好象时间不长就消声匿迹了，事实上，作为一种话语中心，它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日益强大，迅速实现着对文坛的大面积覆盖。

　　它成为抗战文艺的先导，从某种意识上说，抗战文艺运动显示的是民族文艺运动的胜利。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胜利意味着国家权威话语的胜利。这与社会生活现实也是对应的，只有抗战开始之后，蒋介石才被真正拥戴为领袖，在全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了左翼文学，在其宣言中就首先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批判，在其发展中也一直把左翼文艺作为斗争的对象。看一下当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诘难：“亲爱的读者，大火烧上我们的眉毛了， ……在这里，我很诚意地忠告着国内的一些左翼作家，暂时且停止你们那狭仄的阶级斗争吧。用你们的全心力去创造些与民族共存亡的作品吧。在这个年头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只有勇敢杀敌的进行曲才能够把握得住大众的心。不管他是哪一阶级的人，凡能忠勇卫国的都是值得我们敬爱的。……请暂养息一下你的嗓子吧，把叫黄包车夫打坐客的功夫抽出一点去放到那挽救国家的危亡的上头。”（6 ）大概不能不承认，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这种诘难能够唤起一般人的认同。大概正因为这样，左联才在抗战前夕不得不自动解散。然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挫伤着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民间大众文艺，却并不助长知识分子话语。它不仅反对表现着民间政治情绪的民间话语，同时也排斥以唤醒人的自觉以争取人的解放的知识分子话语。让我们看一看这样的呼唤：“……文艺作品应该是集团之下的生活表现，决不是个人有福独享的单独行动。中国人的文艺作品，应该为全体中国人所利用，决不容许众人皆浊我独清的自由思想。……现在，中国文坛上正充满了反民族主义的，传统思想的，以个人为中心思想的文艺作品，受了宣传的中国民众，因此还是一盘散沙，还是一堆堆不可以用的垃圾。中国民众没有集团的力量，在国际上没有地位，都是文艺作品所宣传出来的结果。起来，宣传，我们从事文艺作品的人，请以民族意识为中心思想而上前去努力吧！”（7 ）这声音与“革命文学运动的声音是多么相似！他们同样把文艺当作宣传工具，同样以群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它以民族主义文学否定着人的文学，否定着知识分子话语的人的解放的目标和人本主义的立场，试图把文学统一到国家权力话语所希望的民族主义道路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主义文学所祭起的民族救亡的武器不仅打击着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大众文艺，同时也挤迫着知识分子话语令其归顺于国家意志。因为鼓励黄包车夫打他的顾主也好，支持娜拉出走也好，在需要团结一致抵抗外侮的时候，都一样不合国家权威话语的要求。


　　站在知识分子话语的角度回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