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这种“承传”与“择取”显示出来的艺术魅力。在他的笔下简练地概括着对于中国文化的透彻认识和理解。他熟谙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在《狂人日记》中用“吃人”二字，就惊人地概括了数千年封建礼教的弊害和本质。在《药》中，他以悲愤的心情，透过用“人血馒头”治病这种浸透迷信色彩的精神状态，揭出其中掩盖着的民众的愚昧麻木和烈士的壮烈牺牲的真实，描绘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人生悲剧。这又是他观察多少现实的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形象化的概括！同时，在他的笔下也揭开了“诗礼传家”的诸多道学先生道貌岸然的假面，揭露了他们极其虚伪和“屠夫的凶残”的嘴脸。那鲁四老爷不是在维护“祝福”的礼仪声中，眼睁睁看着祥林嫂惨死在风雪交加的除夕之夜吗；那程四铭满口礼教，淫荡的心思却摆在脸上，拿百姓的痛苦当作开心取乐的对象，不是要用“肥皂”给那个乞讨的女孩子洗一洗吗；那辫子盘在头顶上的赵七爷不是在听到“皇帝做了龙庭”的风声时，就举起“丈八蛇矛”了吗？如此等等，都显示出直指封建礼教的核心，揭出上层的堕落和下层的悲哀的深刻的艺术力量。
而对集中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这“国人的魂灵”的概括，则是调动了鲁迅全部丰富的历史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的结晶。鲁迅说他创作《阿Q正传》是处在现在是人人隔离，无从心心相印的国度，因此，要“能够写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不是很容易。现实是古代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这样的“鬼魂”仍在四处游荡，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并且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人们变得更加麻木，更加隔膜，使得“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再加上“难到可怕的”方块字，“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他们听到的不过是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只能“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因此，《阿Q正传》的创作，是鲁迅调动了他对于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用全力写出的他“所经过的中国人的人生”，才“画出这样沉默的国人的魂灵”来的。这样创作出来的《阿Q正传》当然是不朽的经典之作，阿Q形象当然是不朽的文学典型。学识浅薄者难以望其项背，当然是在情理之中。
我们在鲁迅的杂文中，更可以看到他“承传”与“择取”所发挥的优势。他用杂文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展示出他以古证今，以古论今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见解。他用杂文这面小小的显微镜，“也照秽水，也照脓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在高超的学者看来，这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集外集拾遗·做“杂文”也不易》）他在杂文中，对于“扶乩，静坐，打拳”， “保存国粹”这些所谓“老中国的遗产”，对于所谓“国学家”，包括“叭儿狗”及其主人以及阔人，太监，太太，小姐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们”，投去蔑视的“匕首”和锋利的“投枪”。而这些也恰恰是需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精深的认识和观察，才能办到。例如，《坟》中《看镜有感》一文对于古铜镜的考察，提出了历史兴衰的大问题。从汉代的“海马葡萄镜”来自西域，“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唐人也不算弱，长安的昭陵上“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简直是前无古人。而自宋以来，直至民国，国势逐渐式微，大体上是“每遇外国的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从而得出了“一个壮健者无须思索什么是能吃的食物”，而衰病者才会“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的关系国家命运兴衰的令人深思的结论。《准风月谈》中《晨凉漫记》一文由《无双谱》专载好人，想到外国《伟人论》等著作的好与坏俱载，也希望写出一部好与坏俱载的“人史”，写出苏武、孔明、王莽、玄奘、王安石，包括张献忠等人在内的真实来。因此对如《蜀碧》一类书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载，指出，张献忠杀人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只剩了没落的一条路时，于是就开手杀，杀。鲁迅说：“张献忠的举动，一看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这是他的本性决定的。古怪的是那些伸着头被杀的人不反抗，一定要充当清朝的奴才。鲁迅看透的是国人灵魂的懦怯。《花边文学》中《清明时节》一文针对热闹一时的“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指出“坟有这么大的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便随手举出元朝的国师八思巴深信掘坟的利害，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曹操设“摸金校尉”专门盗墓、又害怕自己死后坟被掘而遍设疑冢的事实，就有力地揭穿了扫墓同“死人的安危，生人的祸福”相关的虚妄，以及鼓吹“扫墓救国术”不会有什么灵验的荒谬。以上都说明，鲁迅善于化腐朽为神奇，从现实的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传下来的“老古董”，看清“国人灵魂”的渊源，“枭卢成技喝成采”，生动，形象、深刻有力。而我们看《北人与南人》这篇短文又是何等的笔力遒劲。这一篇是从“京派”与“海派”的议论生发出来的。鲁迅写作此文的目的是要“京派”文人奋起直追，不要大言空论。意忧未完，想到了“北人鄙视南人”这一传统观念，又写了《北人与南人》这一篇。鲁迅指出：“北人鄙视南人”，并不视南人为同类的原因是：“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这种偏见，一直到了清朝，到了三十年代“还流着余波”。鲁迅目光四射，从迷离混沌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中，对“北人鄙视南人”作了举重若轻的历史考察，证据确凿地解开了一大谜团。
以上这些告诉我们，鲁迅“承传”与“择取”所透露出来的“古典情怀”具有相当深刻的力量。我们可以在他的大部分杂文中看到这种令人惊叹的表现。这又告诉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是何等重要。
自出新裁，别立新宗
自出新裁，别立新宗，是鲁迅“古典情怀”另一方面的重要表现。在这一方面，有着更多的独创性。
鲁迅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反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