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流变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这是一篇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做简单回顾的文章,笔者试图超越左右两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的视野,着眼于人本身,对比西方背景,来看待中华文化的过去和未来。
    
   中华文化的产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既与地理状况匹配,也与人们的主动选择相关。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来自人人平等的时代,具有天然的平民主义特色和反对精英主义的内在根据,所以至今仍然为大陆精英主义者所憎恶,有人宣称“批判中华文化仍然是当务之急”。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底定全部轮廓,后世甚少革命性的扩充和创新,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曾经发生非常大幅度的流变。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在世界历史中独树一帜。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正是在道德主义黄金时代“由正而反”过程的基础之上,对人类未来“由反而正”的道路做了通盘思考,其内核精神涉及到全人类的未来和全人类的历史命运,所以中华文化的精神必将烛照人类的未来。
   
                               中华文化的产生和确立
    
   中华文化的产生过程非常久远,而中华文化确立的时代则相对晚近,大致是周代。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中华文化的定型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些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明显对中华文化的特色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1、地域广袤与心胸开阔
    
    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的汾河谷地,渭河平原和黄淮海大平原,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公里。在古代由于人口稀少,所以土地非常宽裕,在农耕时代人地矛盾不突出,无疑为人们和谐相处、互谅互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其他主要文明发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埃及和巴比伦是狭小的绿洲地域,而希腊则是多山少地的半岛。虽然不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援用“地理决定论”,但是在人类的童年,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和被动适应程度,要远远高于今日。同时每个文明的先民的活动地域又确实非常有限,在技术上几乎没有逃避和克服地域影响的可能,相应地自然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烙印也非常深刻。
    
    由于当时处在农耕社会中,而土地又几乎无限,所以作为劳动力的个人无疑就是第一位的财富,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色。孔子希望通过为政以德,以达到“四方之民负襁褓而至”的效果,所以实际上“仁义道德”还是有现实利害基础的,并非一相情愿的空想。即使是兵家也以“怀敌附远”为最高境界,实际上也是大政治家的套路。
   
    2、道德选择产生的良性循环
    
    为中华文化形成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周人是主动选择道德主义的。据史书记载,周人居于渭河平原时期,就已经是“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走路的人相互让个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让畔意义十分重大。“让畔”意即种地到地头边界处就不种庄稼了,让给邻人种,邻人也照此办理,所以形成了“畔”---空地,这样的空地自然就是一条天然的利益分界线。
    
    正是这样一条分界线,使得在古代农耕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最主要的利益就清楚地划分出来了,减少了许多无谓的争执,使得道德主义的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所传播,这大概也是孔孟之道,能够中国农耕社会中流传二千多年的主要原因。而在游牧社会和商业社会中,就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基于生存的利益争执太多,而且利益之间还普遍存在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所以道德主义的社会风尚无法维持,丛林法则却不可能不因此发挥主导作用。
    
    周人热中于道德主义的观念,也为他们受益于“仁无敌、德有邻”的历史过程所强化。《诗经-商颂》里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即从我们这里延伸出去的地盘无边无际,哪里的民众认同我们,我们的疆域就延伸到哪里。据说后来的周文王干戈未动,就已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伐纣也是水到渠成,牧野之战纣王部下倒戈以战,武王不费吹灰之力便大功告成。
    
    认同感的产生,主要就是依靠“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样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的“王道”手段。后来周人意识到这种制造认同感的招法威力无比,比武力还要管用,还产生了极度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是行王道,所有的人都会最终认同他们。
   

3、道德充分发育而制度化---周礼
    
    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居住在汾渭谷地和黄淮海平原上,黄土覆盖层非常深厚。据科学家钻探结果,仅第四纪黄土沉积厚度,汾渭谷地就超过了1000米,而黄淮海平原也达到300-500米,所以铁矿不容易找到,铁器在中国非常非常晚出。铁器对农业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农业生产单位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是决定私有制充分发展的主要技术因素,所以卢梭说“在诗人看来,使人们进于文明同时也毁了人类的是黄金和白银,在哲学家看来,却是铁和谷物。”
    
    铁器晚出导致中华的先民,在氏族公社中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极大地延缓了氏族社会的解体。由于人口的增加,氏族公社的规模往往达到非常惊人的规模,如诗经里就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句子。因为铁器是农业劳动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没有铁器中华先民只好继续实施“共耕制”或称“耦耕制”,氏族公社规模越庞大,集体劳动就越需要进行组织和约束的制度。
    
    道德发生作用的理想状态是团体中个体数目要少,由于中华先民的氏族公社后来的规模很大,仅仅在田里一齐劳动的人就成千上万,道德主义制度化就非常必须,否则无法在这样大的团体里维持必要的秩序和纪律。道德主义制度化就产生了---周礼。后来的周公作周礼,应该是把周礼进行推广,推广到殷的遗民中去才比较符合逻辑。而且在古代要进行这样的创制性工作,大非易事,这个过程估计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有许多人参与并接受了很多前人的经验。儒家学者的一贯说法是尧舜禹汤传之文武,文武传之周公,这样的说法比较可信。周公应该是接受前人的许多经验积累,孔子也说“殷因于夏礼”,但是到了周代初期周公的手上就比较完善了,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4、王道的衰微与霸道的兴起
    
    周代实现分封制度,国人成群接队离开邦畿地区扩散到中原大地,筑城与野人比邻而居,并与野人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最终在战国时代完全实现了国人与野人的融合,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疆域的过分扩大已经埋下道德主义黄金时代崩溃的种子,因为道德发生作用的条件极为苛刻。
    
    道德主义要在社会上发挥主导作用,需要个体的深刻自觉,而个体的自觉在丛林群居时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个体离开群体是无法单独应付猛兽的威胁而生存下去的,所以个体高度依存于群体,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高度一致。在农业氏族公社阶段,道德发挥作用也还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为个人缺乏铁制工具,无法进行有成效的劳动,所以有共耕制的经济合理性在起作用,此时道德的作用已经需要借助外在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周礼的产生就是道德自觉程度下降的标志。
    
    正如老子所言“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周礼已经是道德发生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幸的是由于分封制度带来的社区范围的空前扩大,所以利益关联已经大大脱离可以监督的社区范围;由于分工带来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脱离舆论常识范围;最重要的是工具进步铁器出现,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依存关系根本丧失,所以道德自觉无法维持;由于以上三个主要原因,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天下为公”就无可奈何地演变成让孔子感到悲哀的“天下为家”。
   
    5、占主导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的思想烙印
    
    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在为农业劳动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适应于农耕社会的思想意识不可能不给中华文化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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