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的烙印。
    
    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困难，所以农民形成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运营方式下，所有的开支必须尽量节约，所有的风险必须绝对避免，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低成本运营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农村社会流传，如老人普遍仍然把病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作为一种道德性的习惯，实际上如果农民家有10万人民币存款，恐怕就不见得会拒绝死在医院的病房里了。
    
    “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与产生力水平相适应的审慎经济决策方式，是保证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是直到今天中华文化被批评为“保守、缺乏进取精神”，拒绝革新的主要依据。
    
    同时低成本运营方式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互为表里。没有低成本运营方式，道德主义在社会上就会缺乏普遍意义和被广泛援引；在当时如果没有道德主义，低成本运营方式就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登上大雅之堂，农家和墨子思想就难以附骥流传下来。
    
    此外，农业社会的收获量受自然的制约很大，水旱虫等灾害对庄稼收成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是当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限，能够动用的技术手段欠缺，无法有效抵御和法制防治之。所以产生和信奉一些超自然的主宰力量，并进而把它和人为的德行联系起来的观念，容易产生和流传。其中既有自然知识欠缺的原因，也寄托了人们的一些现实期待，天人感应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而且是道德主义者在泛神论上寄托的理想，而且主要不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欺骗人民的手段，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人生态度体现：一种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从周易到阴阳五行，从祭祀祖先和礼乐仪式，都有淡淡的宗教情感主义因素在起作用，一分淡淡的对把握自然力量的期待，一分淡淡的无奈，一分淡淡的道德主义情怀。
   

6、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
    
    正是道德主义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丧失，社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是客观上产生了诸子蜂起的时代要求。根据《易经》的说法，诸子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社会问题，即如何用新的管理手段去填补，在道德自觉丧失之前的道德所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没有一个不是集中在安邦治国方面。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1）诸子的思想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包括四个方面，分别由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所系统表述。
    
    道家不相信有能够取代道德整合作用的手段，所以对社会出现比较悲观有强烈的思古情调。所以主张“贵柔”“守雌”，主张相互让步甚至是单方面让步，所以“弱者道之用”“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代由于利益关系简单，所以 “结绳记事” 的方式就管用，后来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圣人只好“易之以书契”。正是因为这样埋下了道德主义崩溃的种子。
    
    儒家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仁义礼智”力主在社会上推广道德教化，大同不可能就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孔子要恢复周礼，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推崇它，而是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挥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说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想开历史倒车更是想当然，据史书记载，孔子的先人是宋国的贵族（宋是殷代遗民微子的封国），那么孔子应该是殷的遗民，他的天堂无论如何不会是周公时代，而应该是纣王以前的时代。
    
    法家痛感社会管理需要强制手段，以弥补社会上个体道德自觉丧失后的种种不足。从管仲经由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国家管理，而是希望实现国家战备动员，以应付在强秦的侵削下韩国覆亡的危险。所以韩非不仅希望在现实中走极端，“去五蠹之民、养耕战之士”，而且在理论也是走极端，以批驳儒家主张立论，彻底否定道德自觉和个人主动认同的社会作用，希望“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际上极端化的法家主张必定在道德极端化，和营造全面目标认同的基础才能实现，否则即使能够成功管理的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西方民族融合的反复失败和社会长期存在的激烈阶级斗争，秦王朝的迅速垮台就是极为重要的佐证。
    
    墨家除了在道德上继承氏族社会的遗产之外，还很好地表述了在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必须适应自然的思想，很好地总结了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
   
    2）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
    
    诸子不仅目标一致，而且其思想实质也高度关联。道家的核心思想与儒家的核心观念“仁”相通，“仁”从人从二，是人与人关系应该把握的尺度。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按照周礼行事才是仁，“仁者爱人”---能够真诚地为别人利益着想才是“仁”，仁的核心内涵包括克制自己和为他人着想两个方面；而道家则是主张以退为进的处世处事方法，最后成为“君人南面之术”和“哀兵而胜”的治国治兵之道。与儒家所不同的是道家是单纯方法论的平铺直叙，而儒家则从道德关爱的普世情怀出发论证仁的合理性，最后也可以归结到最高利益层面---“仁者无敌”。极端的法家主张必须以极端化的道德主义做基础才能实现，虽然真儒家不见得欣赏法家思想，但是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而根据唐代以“卫道者”自居的韩愈的说法“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认定儒家学者讽刺墨家，乃是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诸子思想有这样的渊源关系其实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处在同一个氏族解体的时代，所以学者的经历和出发点都没有根本不同，在核心源流上都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至上的精神，所不同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和所关注的重点。由于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化并不特别深，所以道德主义的理想对他们而言，也不算是特别遥远，不是如今天的人们所持的基本态度那样，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和虚伪的说教。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而是应该对诸子的真诚努力保有合理的评价。考虑后来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轨迹，那就更加不能说先秦诸子的努力是白费了。
    
    在中华文化中，道家具有提纲挈领的高度，可以用来参照理解其他诸子的思想。儒家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兵家较好地结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法家关注的是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制度措施的建立，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如韩非则必须以儒家的道德教化为基础。墨子在留意道德主义之外，则更多更集中地表述了“低成本运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