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流变(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刻的烙印。
    
    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困难,所以农民形成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运营方式下,所有的开支必须尽量节约,所有的风险必须绝对避免,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低成本运营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农村社会流传,如老人普遍仍然把病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作为一种道德性的习惯,实际上如果农民家有10万人民币存款,恐怕就不见得会拒绝死在医院的病房里了。
    
    “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与产生力水平相适应的审慎经济决策方式,是保证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是直到今天中华文化被批评为“保守、缺乏进取精神”,拒绝革新的主要依据。
    
    同时低成本运营方式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互为表里。没有低成本运营方式,道德主义在社会上就会缺乏普遍意义和被广泛援引;在当时如果没有道德主义,低成本运营方式就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登上大雅之堂,农家和墨子思想就难以附骥流传下来。
    
    此外,农业社会的收获量受自然的制约很大,水旱虫等灾害对庄稼收成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是当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限,能够动用的技术手段欠缺,无法有效抵御和法制防治之。所以产生和信奉一些超自然的主宰力量,并进而把它和人为的德行联系起来的观念,容易产生和流传。其中既有自然知识欠缺的原因,也寄托了人们的一些现实期待,天人感应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而且是道德主义者在泛神论上寄托的理想,而且主要不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欺骗人民的手段,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人生态度体现:一种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从周易到阴阳五行,从祭祀祖先和礼乐仪式,都有淡淡的宗教情感主义因素在起作用,一分淡淡的对把握自然力量的期待,一分淡淡的无奈,一分淡淡的道德主义情怀。
   

6、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
    
    正是道德主义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丧失,社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是客观上产生了诸子蜂起的时代要求。根据《易经》的说法,诸子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社会问题,即如何用新的管理手段去填补,在道德自觉丧失之前的道德所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没有一个不是集中在安邦治国方面。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1)诸子的思想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包括四个方面,分别由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所系统表述。
    
    道家不相信有能够取代道德整合作用的手段,所以对社会出现比较悲观有强烈的思古情调。所以主张“贵柔”“守雌”,主张相互让步甚至是单方面让步,所以“弱者道之用”“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代由于利益关系简单,所以 “结绳记事” 的方式就管用,后来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圣人只好“易之以书契”。正是因为这样埋下了道德主义崩溃的种子。
    
    儒家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仁义礼智”力主在社会上推广道德教化,大同不可能就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孔子要恢复周礼,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推崇它,而是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挥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说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想开历史倒车更是想当然,据史书记载,孔子的先人是宋国的贵族(宋是殷代遗民微子的封国),那么孔子应该是殷的遗民,他的天堂无论如何不会是周公时代,而应该是纣王以前的时代。
    
    法家痛感社会管理需要强制手段,以弥补社会上个体道德自觉丧失后的种种不足。从管仲经由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国家管理,而是希望实现国家战备动员,以应付在强秦的侵削下韩国覆亡的危险。所以韩非不仅希望在现实中走极端,“去五蠹之民、养耕战之士”,而且在理论也是走极端,以批驳儒家主张立论,彻底否定道德自觉和个人主动认同的社会作用,希望“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际上极端化的法家主张必定在道德极端化,和营造全面目标认同的基础才能实现,否则即使能够成功管理的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西方民族融合的反复失败和社会长期存在的激烈阶级斗争,秦王朝的迅速垮台就是极为重要的佐证。
    
    墨家除了在道德上继承氏族社会的遗产之外,还很好地表述了在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必须适应自然的思想,很好地总结了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
   
    2)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
    
    诸子不仅目标一致,而且其思想实质也高度关联。道家的核心思想与儒家的核心观念“仁”相通,“仁”从人从二,是人与人关系应该把握的尺度。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按照周礼行事才是仁,“仁者爱人”---能够真诚地为别人利益着想才是“仁”,仁的核心内涵包括克制自己和为他人着想两个方面;而道家则是主张以退为进的处世处事方法,最后成为“君人南面之术”和“哀兵而胜”的治国治兵之道。与儒家所不同的是道家是单纯方法论的平铺直叙,而儒家则从道德关爱的普世情怀出发论证仁的合理性,最后也可以归结到最高利益层面---“仁者无敌”。极端的法家主张必须以极端化的道德主义做基础才能实现,虽然真儒家不见得欣赏法家思想,但是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而根据唐代以“卫道者”自居的韩愈的说法“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认定儒家学者讽刺墨家,乃是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诸子思想有这样的渊源关系其实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处在同一个氏族解体的时代,所以学者的经历和出发点都没有根本不同,在核心源流上都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至上的精神,所不同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和所关注的重点。由于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化并不特别深,所以道德主义的理想对他们而言,也不算是特别遥远,不是如今天的人们所持的基本态度那样,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和虚伪的说教。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而是应该对诸子的真诚努力保有合理的评价。考虑后来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轨迹,那就更加不能说先秦诸子的努力是白费了。
    
    在中华文化中,道家具有提纲挈领的高度,可以用来参照理解其他诸子的思想。儒家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兵家较好地结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法家关注的是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制度措施的建立,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如韩非则必须以儒家的道德教化为基础。墨子在留意道德主义之外,则更多更集中地表述了“低成本运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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