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另一种诠释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１９９３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后，立即就在世界各国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回应。对亨氏所开辟的这一国际政治的文明视野，褒扬者有之，贬斥者有之，毫无疑问，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出现的各种关于国际政治的新论中，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比得上亨氏的这个“文明冲突”命题更能激发起学者们的争论热情了。时至亨文发表后的今日，对享氏“文明冲突论”的议论之声，仍然时有所闻、余音未绝。亨廷顿本人针对各国学者的反应，也进一步研究起他的文明视角，并于１９９６年写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 ）一书，以系统地阐述其文明冲突理论。
在对亨氏“文明冲突论”的各种评介中，显而易见的是，学者们兴趣所及，皆是围绕亨氏理论与现实的印证来作文章，无论所选取的角度是从国际政治层面还是从文明（文化）层面，莫不如出一辙。所以各式议论，皆无法逃出“亨氏‘文明冲突论’是什么”和“亨氏‘文明冲突论’合理与否”这两大类，而对亨氏如何研究国际政治问题即“怎么谈‘文明冲突’”，却着墨了了、所见稀疏。笔者认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亨氏“文明冲突论”，就不仅要了解亨氏理论到底预测了什么，而且还要从中发见亨氏的研究方法。一个新方法的创建往往就意味了一个新理论的形成，比起具体内容，也许，亨氏用以建构“文明冲突论”的研究方法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更多地触及了国际政治的运行规律，从而也更有助于人们去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在乃至将来，相形之下，具体内容无非是方法的一种具象和表现，它所体现着的仅是现在以及相邻不远的将来。
分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这么两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①亨氏提出“文明冲突论”并不意味着：冷战后的一切冲突皆源于文明认同上的差异。但不少人在评介亨氏理论时，却有意无意把它当作了亨氏理论的一个方面。②亨氏之“文明冲突论”勿庸置疑又意味着：文明认同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将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来源和常见形态，由此又将决定新型世界秩序的形成。如何来理解亨氏“文明冲突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摇摆呢？依笔者之见，厘清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也就理解了亨氏用以建构“文明冲突论”研究方法的真谛。
在谈论亨氏之“文明冲突论”时，有一个细节已经被许多人所不经意地忽略了，那就是亨氏在其文字中所提无多的“文明范式”概念。实际上，亨氏“文明冲突论”的方法论基础，恰恰又就在他的世界冲突和世界秩序的范式观念上，而这一观念又和上文所提到的问题紧密相联，要回答后者，就必须搞清楚前者。
什么是亨廷顿所云的“文明范式”，它究竟是以怎样的形式作为其架构？在探讨享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论内涵时，我们还是应该从“范式”概念的原初含义入手，看一看它的本原面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亨廷顿教授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个词语的。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库恩在研究科学发展的机理时认为：一般情况下，科学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会受到一个支配性的理论所指导，它使科学发展保持着相对稳定性，科学的这种状态称作“常规科学”，而这个“支配性理论”，就是范式。当科学革命发生时，往往是从一种范式转换到另一种范式，而科学整体在经历一个较短时间的突变后，也将由一种常规步入另一种常规，保持新的稳定。⑴库恩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科学发展时所提出的“范式”概念今天已为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人所认同并被推广应用于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各个领域，范式的内涵，也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从库恩的原意看，“范式”概念至少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①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总会存在有一定的范式，正是范式规范了一定时期的科学活动。②科学范式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即，在科学发展中不存在一种可以“置之百世而不惑”的永久性普适范式，科学是不断发展的，范式也处在周期性的变化之中，一种科学范式只能适用于一定的时期。③科学范式具有内容上的非全包容性。范式所规定的，是科学活动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和主导方面，这个主要和主导方面对一定时期的科学发展来说是常规的，但常规之外，仍有作为异态形式的非主流科学活动的存在，即库恩所说的多范式和双范式问题。⑵正是由于存在非常规，科学发展才会有革命现象的发生，否则，科学活动的面貌将始终如一。④科学范式具有转换性，即范式是可转换的。库恩认为，科学进步的动力来自于范式转换，当旧范式日益不能解释越来越多的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够说明新事物的新范式就将取代旧范式，它使科学活动一直保持活力。
亨廷顿教授的“文明范式”概念明显是脱胎于库恩的“科学范式”概念，对此亨氏作出了说明。⑶范式作为一种具体的“看的方式”。⑷它对客观复杂的现实所起的是简化作用，即帮助人们在繁多中把握主要。用“范式”概念来“看”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亨氏在“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⑸之后，“看”出了一幅国际政治的新图景，即“文明冲突”图景，这一图景构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即由文明的冲突所决定的范式。这一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实际上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范式构成：一是国际政治的冲突范式，即文明间的冲突；二是国际政治的秩序范式，即由文明的冲突和合作所决定的新型国际秩序──文明多极秩序。实际上，泛泛而言的“文明范式”应该是“国际政治的文明范式”的简化。
概略说来，与库恩的“科学范式”一脉相承的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所叙说着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由于文明和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来源和常见形态，文明的冲突规范了后冷战时代世界冲突的基本性质。而新型世界秩序的建立又由新的占主导地位的冲突所决定。在此前提下，重建世界秩序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主导冲突的来临将决定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文明多极秩序。当然这是从总体而言的，在常规秩序之外，亨廷顿又并不讳言：仍然存在着亚层次的冲突类型和亚层次的国际秩序，但这些冲突在所有冲突中所占据的比重是微小的，对新型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作用也极其有限。正如亨廷顿在其书中分析冷战范式时所说的那样，范式展示的是世界政治的简化图景，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范式是冷战范式，但是，“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⑹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够说明更重要的现象”。⑺亨氏对文明范式的认识大体也作如是观。比如，他在分析波黑内战时说，美国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支持就可能不能用文明范式来解释，“这是亲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⑻
破例的存在是对文明范式的反动，但一两个破例并不足以就否定文明范式。亨氏的“文明冲突论”进一步可概括为：在世界冲突和世界秩序的主层次上，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冲突（常规冲突）决定着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多极秩序（常规秩序），但除了文明冲突之外，仍存在有其他冲突类型（异态冲突），它们对国际政治产生次要影响。这一文明范式其结构可以表达如下：
┌ 主层次：常规冲突决定常规秩序
世界冲突 │（范式）
和 类型─│
世界秩序 │ 亚层次：异态冲突决定异态秩序⑼
└（次范式）
依照以上认识，本文开头时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两点内涵上的摇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显然，亨廷顿确是在库恩的“范式”意义上
在对亨氏“文明冲突论”的各种评介中，显而易见的是，学者们兴趣所及，皆是围绕亨氏理论与现实的印证来作文章，无论所选取的角度是从国际政治层面还是从文明（文化）层面，莫不如出一辙。所以各式议论，皆无法逃出“亨氏‘文明冲突论’是什么”和“亨氏‘文明冲突论’合理与否”这两大类，而对亨氏如何研究国际政治问题即“怎么谈‘文明冲突’”，却着墨了了、所见稀疏。笔者认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亨氏“文明冲突论”，就不仅要了解亨氏理论到底预测了什么，而且还要从中发见亨氏的研究方法。一个新方法的创建往往就意味了一个新理论的形成，比起具体内容，也许，亨氏用以建构“文明冲突论”的研究方法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更多地触及了国际政治的运行规律，从而也更有助于人们去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在乃至将来，相形之下，具体内容无非是方法的一种具象和表现，它所体现着的仅是现在以及相邻不远的将来。
分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这么两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①亨氏提出“文明冲突论”并不意味着：冷战后的一切冲突皆源于文明认同上的差异。但不少人在评介亨氏理论时，却有意无意把它当作了亨氏理论的一个方面。②亨氏之“文明冲突论”勿庸置疑又意味着：文明认同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将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来源和常见形态，由此又将决定新型世界秩序的形成。如何来理解亨氏“文明冲突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摇摆呢？依笔者之见，厘清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也就理解了亨氏用以建构“文明冲突论”研究方法的真谛。
在谈论亨氏之“文明冲突论”时，有一个细节已经被许多人所不经意地忽略了，那就是亨氏在其文字中所提无多的“文明范式”概念。实际上，亨氏“文明冲突论”的方法论基础，恰恰又就在他的世界冲突和世界秩序的范式观念上，而这一观念又和上文所提到的问题紧密相联，要回答后者，就必须搞清楚前者。
什么是亨廷顿所云的“文明范式”，它究竟是以怎样的形式作为其架构？在探讨享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论内涵时，我们还是应该从“范式”概念的原初含义入手，看一看它的本原面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亨廷顿教授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个词语的。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库恩在研究科学发展的机理时认为：一般情况下，科学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会受到一个支配性的理论所指导，它使科学发展保持着相对稳定性，科学的这种状态称作“常规科学”，而这个“支配性理论”，就是范式。当科学革命发生时，往往是从一种范式转换到另一种范式，而科学整体在经历一个较短时间的突变后，也将由一种常规步入另一种常规，保持新的稳定。⑴库恩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科学发展时所提出的“范式”概念今天已为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人所认同并被推广应用于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各个领域，范式的内涵，也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从库恩的原意看，“范式”概念至少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①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总会存在有一定的范式，正是范式规范了一定时期的科学活动。②科学范式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即，在科学发展中不存在一种可以“置之百世而不惑”的永久性普适范式，科学是不断发展的，范式也处在周期性的变化之中，一种科学范式只能适用于一定的时期。③科学范式具有内容上的非全包容性。范式所规定的，是科学活动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和主导方面，这个主要和主导方面对一定时期的科学发展来说是常规的，但常规之外，仍有作为异态形式的非主流科学活动的存在，即库恩所说的多范式和双范式问题。⑵正是由于存在非常规，科学发展才会有革命现象的发生，否则，科学活动的面貌将始终如一。④科学范式具有转换性，即范式是可转换的。库恩认为，科学进步的动力来自于范式转换，当旧范式日益不能解释越来越多的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够说明新事物的新范式就将取代旧范式，它使科学活动一直保持活力。
亨廷顿教授的“文明范式”概念明显是脱胎于库恩的“科学范式”概念，对此亨氏作出了说明。⑶范式作为一种具体的“看的方式”。⑷它对客观复杂的现实所起的是简化作用，即帮助人们在繁多中把握主要。用“范式”概念来“看”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亨氏在“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⑸之后，“看”出了一幅国际政治的新图景，即“文明冲突”图景，这一图景构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即由文明的冲突所决定的范式。这一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实际上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范式构成：一是国际政治的冲突范式，即文明间的冲突；二是国际政治的秩序范式，即由文明的冲突和合作所决定的新型国际秩序──文明多极秩序。实际上，泛泛而言的“文明范式”应该是“国际政治的文明范式”的简化。
概略说来，与库恩的“科学范式”一脉相承的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所叙说着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由于文明和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来源和常见形态，文明的冲突规范了后冷战时代世界冲突的基本性质。而新型世界秩序的建立又由新的占主导地位的冲突所决定。在此前提下，重建世界秩序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主导冲突的来临将决定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文明多极秩序。当然这是从总体而言的，在常规秩序之外，亨廷顿又并不讳言：仍然存在着亚层次的冲突类型和亚层次的国际秩序，但这些冲突在所有冲突中所占据的比重是微小的，对新型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作用也极其有限。正如亨廷顿在其书中分析冷战范式时所说的那样，范式展示的是世界政治的简化图景，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范式是冷战范式，但是，“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⑹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够说明更重要的现象”。⑺亨氏对文明范式的认识大体也作如是观。比如，他在分析波黑内战时说，美国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支持就可能不能用文明范式来解释，“这是亲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⑻
破例的存在是对文明范式的反动，但一两个破例并不足以就否定文明范式。亨氏的“文明冲突论”进一步可概括为：在世界冲突和世界秩序的主层次上，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冲突（常规冲突）决定着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多极秩序（常规秩序），但除了文明冲突之外，仍存在有其他冲突类型（异态冲突），它们对国际政治产生次要影响。这一文明范式其结构可以表达如下：
┌ 主层次：常规冲突决定常规秩序
世界冲突 │（范式）
和 类型─│
世界秩序 │ 亚层次：异态冲突决定异态秩序⑼
└（次范式）
依照以上认识，本文开头时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两点内涵上的摇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显然，亨廷顿确是在库恩的“范式”意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