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另一种诠释(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来使用“文明范式”概念的，这一范式在亨廷顿的国际政治视野里也就在形式上复制了库恩的原意，即，亨廷顿的意思是：①如同科学活动中存在范式一样，人类的国际政治活动也存在有范式。②国际政治范式也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即如亨氏所说的“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２０世纪中叶和２１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⑽③国际政治范式也具有内容上的非全包容性。除了常规冲突和常规秩序之外，还有异态冲突和异态秩序。④国际政治范式也会因一定时间人类政治活动中大量新现象和新事物的超常涌现而发生新旧转换。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能够解释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这不是本文所要关心的问题。在探讨亨氏的文明范式时，笔者认为，亨氏文明范式的理论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解释现实的国际政治上，更重要的是，亨氏所开辟的视角具有着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的性质，它不太明确地告诉了人们一套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的方法和手段，并且按他的方式揭示了国际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运动规律。把握亨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论意义，这对于丰富我们的国际政治视野、帮助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和认识人类现在乃至将来的国际政治行为，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亨氏文明范式对现今国际政治理论所带来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两点。
启示之一：亨氏为我们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把国际政治的现实和过程简化为范式及其转换的思想方法。
研究国际政治，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即：①对一定时期国际政治的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应该能够给予一个较为明晰的回答。②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还应该能够回答：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而展开？虽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会也不应该有什么统一而标准化的答案，但假如不对这两个问题明确作出某种解答，所谓国际政治理论也将是空中楼阁，不会能够帮助人们解决具体问题。
国际政治在一定时期的图景尽管可能是复杂而纷繁的，但是，假如因为图景的繁复而就放弃对国际政治的归纳和总结，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无论在什么时候，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都要给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理出一个头绪来，只有这样才会帮助人们较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对这一问题，亨廷顿毫无疑问是注意到了，他所选取的方法是简化，即把表象看来复杂纷繁的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过程简化为某些国际政治范式的生长和运动。他说：“简化的范式和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⑾显而易见，将国际政治进行简化是有必要的，当然，这种简化的图景从功能上来说必须能够大致地对国际政治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享廷顿用“范式”来解释国际政治，这是对国际政治的一个简化，这种简化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是没有太大的疑问的，虽然，“范式”概念原本只是一个科学哲学的用语，但人类的国际政治活动和科学活动之间是存在着相类似的运动规律的。
按照亨廷顿的国际政治范式逻辑，要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就要想方设法去发现一定时期国际政治的范式。这一范式包含冲突和秩序两个方面。在亨廷顿看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国际政治共同体⑿为协调冲突而建立秩序，恰如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秩序又是从冲突中创生的，世界秩序是由于国际政治共同体为协调冲突的需要而被迫合作的结果，要认识世界秩序，就首先要认识世界常规冲突，冲突的范式决定了国际政治的范式。因此，发见国际政治的范式即又可表达为：要想方设法发见国际冲突范式。
国际政治不是静止不变的事物，它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有时还会发生结构性的大变化，所以，一个在一定时期有效的国际政治范式，并不能保证在另外的时期同样有效。亨廷顿用“范式”来解释国际政治便又意味着：国际政治的过程究其本质来说是范式的运动，即国际政治活动如同科学活动一样，在一般情况下表现为稳定有序的常规状态，但在一定的时期又可能会经历短暂的失范和混乱，并很快又进入另一种常规，国际政治的范式同时也发生改变。如是观之，要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就必然要去分析范式的转换机理，而从根本上说，又是要去分析国际冲突范式的转换机理。国际冲突范式又是如何转换的呢？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库恩那里去寻找一些启发吧。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其实是“常规科学－非常科学－常规科学”的循环，科学由一种常规步入另一种常规必然要发生范式的转换，这一转换是在非常科学阶段完成的，在这一阶段，一个新范式的确立是多个范式相竞争的结果。⒀非常科学阶段的多个范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我们不能设想它们是突然生成的，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孕含在常规科学当中，不过，它们所规范的仅仅是科学整体中的一些细节而已，相应于范式，笔者认为它们应该称作为次范式（如前文所称呼的那样）。据此，所谓范式转换，无非是旧范式与新范式间的消长运动，某一种次范式由于更易于解释新事实而跃迁为新范式，一种新常规科学便由此而来。
把这一原理应用于国际冲突的范式转换，道理是一样的。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冲突常规中，作为整体景观的常规冲突和作为局部景观的异态冲突是并存的，它们分别由范式和次范式支配。在范式转换期，次范式地位将日益上升，而其中的某一个又终将由解释局部跃迁至解释全局成为新范式。这一运动的循环即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当然就是对这种国际冲突机理的一个应用。客观而言，即使在冷战以意识形态对峙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时代，世界冲突也并非完全以两极对抗为全部模式。任何范式都是非全包容的，在冷战时代，文明冲突、领土主权之争、经济利益争夺等等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们并未对作为常规的意识形态范式构成挑战而已。但冷战结束以后，在亨廷顿看来，作为次范式的文明冲突无疑已经地位上升成为了世界冲突的新范式。
启示之二：亨氏的国际政治范式概念还告诉人们，在观照现实的国际政治图景时，一方面，要把握住主导性的事物，另一方面，又要建立起多维视野，学会从不同角度透视国际政治，以形成对国际政治的全面综合认识。
复杂纷繁的人类国际政治活动，是无法用一个简化的范式就能完全说明的，没有一个国际政治范式是全能的范式。即以亨氏之文明范式而论，它并不是所向披糜的，亨氏也坦然承认，国际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破例无法用它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些破例，又该如何处理呢？对于研究国际政治的人来说，破例当然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支配着破例（异态）的是次范式，显然，观照国际政治，必须要把范式和次范式结合起来，既要以范式来把握整体，又要以作为多维视野的次范式来把握细节，这样，才有可能对国际政治活动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
观照国际政治的合理方式应该是把范式观念和次范式观念相结合。为说明其必要性，下面借用量子力学大师玻尔的“互补理论”加以说明。
玻尔的“互补理论”表达如下：
设Ａ、Ｂ代表两个概念，Ａ和Ｂ是互补的，则意味Ａ和Ｂ满足下列条件：
１）Ａ和Ｂ具有某些互相反对的性质和行为；
２）Ａ和Ｂ不能按照人们习惯了的逻辑法则来结合成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无矛盾的图象和体系；
３）为了得到所研究对象的完备描述，Ａ和Ｂ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只能按照当时（或所选的）的条件分别利用Ａ和Ｂ，而不可以一劳永逸地抛掉Ａ或抛掉Ｂ。
对立即互补。玻尔的“互补理论”告诉人们：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描述都有存在的理由，要完整准确地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能够解释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这不是本文所要关心的问题。在探讨亨氏的文明范式时，笔者认为，亨氏文明范式的理论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解释现实的国际政治上，更重要的是，亨氏所开辟的视角具有着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的性质，它不太明确地告诉了人们一套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的方法和手段，并且按他的方式揭示了国际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运动规律。把握亨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论意义，这对于丰富我们的国际政治视野、帮助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和认识人类现在乃至将来的国际政治行为，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亨氏文明范式对现今国际政治理论所带来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两点。
启示之一：亨氏为我们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把国际政治的现实和过程简化为范式及其转换的思想方法。
研究国际政治，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即：①对一定时期国际政治的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应该能够给予一个较为明晰的回答。②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还应该能够回答：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而展开？虽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会也不应该有什么统一而标准化的答案，但假如不对这两个问题明确作出某种解答，所谓国际政治理论也将是空中楼阁，不会能够帮助人们解决具体问题。
国际政治在一定时期的图景尽管可能是复杂而纷繁的，但是，假如因为图景的繁复而就放弃对国际政治的归纳和总结，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无论在什么时候，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都要给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理出一个头绪来，只有这样才会帮助人们较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对这一问题，亨廷顿毫无疑问是注意到了，他所选取的方法是简化，即把表象看来复杂纷繁的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过程简化为某些国际政治范式的生长和运动。他说：“简化的范式和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⑾显而易见，将国际政治进行简化是有必要的，当然，这种简化的图景从功能上来说必须能够大致地对国际政治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享廷顿用“范式”来解释国际政治，这是对国际政治的一个简化，这种简化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是没有太大的疑问的，虽然，“范式”概念原本只是一个科学哲学的用语，但人类的国际政治活动和科学活动之间是存在着相类似的运动规律的。
按照亨廷顿的国际政治范式逻辑，要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就要想方设法去发现一定时期国际政治的范式。这一范式包含冲突和秩序两个方面。在亨廷顿看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国际政治共同体⑿为协调冲突而建立秩序，恰如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秩序又是从冲突中创生的，世界秩序是由于国际政治共同体为协调冲突的需要而被迫合作的结果，要认识世界秩序，就首先要认识世界常规冲突，冲突的范式决定了国际政治的范式。因此，发见国际政治的范式即又可表达为：要想方设法发见国际冲突范式。
国际政治不是静止不变的事物，它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有时还会发生结构性的大变化，所以，一个在一定时期有效的国际政治范式，并不能保证在另外的时期同样有效。亨廷顿用“范式”来解释国际政治便又意味着：国际政治的过程究其本质来说是范式的运动，即国际政治活动如同科学活动一样，在一般情况下表现为稳定有序的常规状态，但在一定的时期又可能会经历短暂的失范和混乱，并很快又进入另一种常规，国际政治的范式同时也发生改变。如是观之，要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就必然要去分析范式的转换机理，而从根本上说，又是要去分析国际冲突范式的转换机理。国际冲突范式又是如何转换的呢？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库恩那里去寻找一些启发吧。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其实是“常规科学－非常科学－常规科学”的循环，科学由一种常规步入另一种常规必然要发生范式的转换，这一转换是在非常科学阶段完成的，在这一阶段，一个新范式的确立是多个范式相竞争的结果。⒀非常科学阶段的多个范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我们不能设想它们是突然生成的，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孕含在常规科学当中，不过，它们所规范的仅仅是科学整体中的一些细节而已，相应于范式，笔者认为它们应该称作为次范式（如前文所称呼的那样）。据此，所谓范式转换，无非是旧范式与新范式间的消长运动，某一种次范式由于更易于解释新事实而跃迁为新范式，一种新常规科学便由此而来。
把这一原理应用于国际冲突的范式转换，道理是一样的。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冲突常规中，作为整体景观的常规冲突和作为局部景观的异态冲突是并存的，它们分别由范式和次范式支配。在范式转换期，次范式地位将日益上升，而其中的某一个又终将由解释局部跃迁至解释全局成为新范式。这一运动的循环即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当然就是对这种国际冲突机理的一个应用。客观而言，即使在冷战以意识形态对峙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时代，世界冲突也并非完全以两极对抗为全部模式。任何范式都是非全包容的，在冷战时代，文明冲突、领土主权之争、经济利益争夺等等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们并未对作为常规的意识形态范式构成挑战而已。但冷战结束以后，在亨廷顿看来，作为次范式的文明冲突无疑已经地位上升成为了世界冲突的新范式。
启示之二：亨氏的国际政治范式概念还告诉人们，在观照现实的国际政治图景时，一方面，要把握住主导性的事物，另一方面，又要建立起多维视野，学会从不同角度透视国际政治，以形成对国际政治的全面综合认识。
复杂纷繁的人类国际政治活动，是无法用一个简化的范式就能完全说明的，没有一个国际政治范式是全能的范式。即以亨氏之文明范式而论，它并不是所向披糜的，亨氏也坦然承认，国际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破例无法用它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些破例，又该如何处理呢？对于研究国际政治的人来说，破例当然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支配着破例（异态）的是次范式，显然，观照国际政治，必须要把范式和次范式结合起来，既要以范式来把握整体，又要以作为多维视野的次范式来把握细节，这样，才有可能对国际政治活动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
观照国际政治的合理方式应该是把范式观念和次范式观念相结合。为说明其必要性，下面借用量子力学大师玻尔的“互补理论”加以说明。
玻尔的“互补理论”表达如下：
设Ａ、Ｂ代表两个概念，Ａ和Ｂ是互补的，则意味Ａ和Ｂ满足下列条件：
１）Ａ和Ｂ具有某些互相反对的性质和行为；
２）Ａ和Ｂ不能按照人们习惯了的逻辑法则来结合成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无矛盾的图象和体系；
３）为了得到所研究对象的完备描述，Ａ和Ｂ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只能按照当时（或所选的）的条件分别利用Ａ和Ｂ，而不可以一劳永逸地抛掉Ａ或抛掉Ｂ。
对立即互补。玻尔的“互补理论”告诉人们：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描述都有存在的理由，要完整准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