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胜。
四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 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 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 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 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五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日译。
（四）他指出了日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日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用日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日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
四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 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 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 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 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五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日译。
（四）他指出了日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日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用日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日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