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世史学”的天空群星灿烂，司马光及其所编撰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 》)则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字身之)以《通鉴》为文本，撰著 《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注》)发扬了司马光“经世史学”的精神，将评注史 书的学问推入新境界。但这颗对宋代“经世史学”具有总结意义的新星，长期被浮云遮 蔽，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史学家陈垣(字援庵)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下简称《表微 》)，《通鉴注》才显现出光辉。
　　援庵先生遭遇沦陷敌后之痛，深感胡三省的爱国情怀及学术抱负与己相通，遂以《通 鉴》及《通鉴注》为文本，作《通鉴胡注表微》。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 “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 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万言 。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在指出《通鉴注》是 “经世”之著的同时，说明自己的著述也是为“经世致用”。
　　笔者以为，《通鉴胡注表微》在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同时，还为今人提供了“经世史 学”的现代形式。面对眼前考证独秀的史坛，重读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对我 们今天如何治史，应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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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规模宏大，其目的却不复杂。其一，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 。其二，为读书人提供简明的历史读本。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即表示将“略 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沉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 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1]在呈进《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则申明：书中“专取 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内容，可使皇帝“监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 ，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慎重说明其书可为现实政治提供镜鉴。
　　以司马光之勤学，“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 得见，或读之不熟”。[2]等而下之者又怎样呢?刘恕在《通鉴外纪》的序中说：“本朝 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 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 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可 见，史书难读，已影响到当时的学风。有感于此，司马光表示：“《春秋》之后，迄今 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 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 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3]他将撰著史书视为培 育学人，扭转学风的必要手段，目的当然还在于“经世”。
　　司马光在神宗时期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失意者。他执着坚持重农、简政的思 路，因而对王安石主张加强官营商业与强化财税政策持否定态度，对王安石改革的负面 影响也看得多些。于是，在《通鉴》中，他就不仅选取了不少保障民生的史例，还以“ 臣光曰”的史论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意见。《通鉴》以“陈古证今”的形式，蕴含着 更为现实的政治指向。这在《涑水记闻》一书中，则有更明确的体现。[4]司马光治史 ，始终是紧扣“经世”这一主题的。
　　《通鉴》“陈古证今”而有经世的效果，与司马光在编撰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有关：
　　第一，据撰著目的与体例确定陈述内容。司马光确定其读者为皇帝及社会政治精英， 又以编年为史书体例，故《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者”，即以涉及政治得失、制度优劣、百姓疾苦、社会风气的史事与言论为主要内容 。对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等，则多略去。
　　第二，力求论必有据。司马光注意通过对史实的具体描述与评论，将自己领会的“仁 学”本质表现出来。如在记述荀之死后，复加评论，评论举孔子称管仲之仁“ 大济生民”，而论证荀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6]言必有据，使其 论说具有说服力。
　　第三，书“考异”以见存真求是。《通鉴》成书后，他再作《通鉴考异》，以证明他 没有盲从前人，更没有篡改史实，在《通鉴》中勾勒的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去伪存真的 细致筛选。这便是《通鉴》能发挥其功能的支撑点。


　　陈先生指出：“古人通经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 今也。”[5]陈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陈古证今”四字，即是他对“经世史学”一种基本 形式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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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三省继承司马光“通史致用”的精神，用一生精力完成了《通鉴注》。他在《通鉴 注》中不仅训音义，考地理，释制度，正谬误，补遗阙，还发议论，抒感慨，在考据与 注释的形式中，蕴含着“经世”的理想与抱负，有着“陈古证今”的功能，为注史之作 开创了新局面。援庵先生身陷敌后时，“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感叹彼 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 《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 胡注表微》二十篇”。[7]陈先生用这段文字说明自己不仅叹赏《通鉴注》的创新之举 ，更赞赏《通鉴注》有“陈古证今”的效用，而身世相近，心情相通的感慨，使自己不 能不继《通鉴注》而作《表微》，以“陈古证今”也。
　　陈先生重视《通鉴注》“陈古证今”的功能，与他的人生选择相关。他由早年的反清 志士转而学医救人，再由从政到研究史学，救国拯民的行为从重实际而向“立言”转化 。自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海内外后，他治史始终未离“事功”的目的 。刘乃和先生说，“他(援庵)原治乾嘉之学，以考据为主；后治经世之学，注意事功； 北平沦陷时，著重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以尽报国之道，《表微》就是这时所写的 代表作”。[8]可见陈先生因治经世史学，而有在国难中读《通鉴注》，作《表微》的 激情。
　　刘乃和先生描述援庵先生写作《表微》时的心情说“写胡三省唏嘘、长叹之情，正是 我援师的痛心悲戚之处；写其亲闻、亲睹、亲值之事，也正是我援师所亲身的经历；写 其自况、自寓、鉴借之言，也正是我援师自勉自励的话语。”[8]援庵先生在写作中， 已将自己与胡三省融为一体。然而，胡三省抱忠忱关爱之心，以考订史实“经世”的苦 心，被湮没、误解了600余年。陈先生既与胡氏有异代同悲之感，对此焉能不生叹惋之 情?他在《表微•解释篇》中感叹：“《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 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身之可谓真隐矣。”这是以胡 氏被人误解为例，提醒后学应务必注意经世史学家在“陈古证今”的形式下，发挥的是 经世作用，不能单论其考据的成就。这自然也是夫子自道。
　　《表微》既以“陈古证今”的形式求经世目的，在考证的形式下便闪耀着经世史学的 特点：一是“未尝忘情政治”。陈先生说：“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 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 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9]二是反对读死书。胡三省在《鉴注 》中一再引庄子语，讥讽读死书是只知“古人之糟粕已矣”，对此，陈先生揭示其含义 说，“为读书徒考古而不能验诸今者戒也”。[10]三是为劝戒之用。陈先生说：“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