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戒 为史家之大用,古所贵乎史,即取其能劝戒也。”四是寓理想于考据中。胡三省说,“ 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 之鼠,各充其量而已”。陈先生有感而发道:“《通鉴》之博大,特于此著明之。清儒 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 11]五是务求史实之真。陈先生在《表微•考证篇》中表彰胡氏,“《考异》有误,不 为之讳,胡注所以为《通鉴》功臣”。又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身之常提示学者以察虚之道,明书之不 可尽信也”。即是在显示“表微”也以求真为基础展开。
彰显这些特点,是陈先生撰著《表微》的学术主题。他为突出这个主题,在《表微• 解释》篇中强调:胡三省“曰‘务立大义’明不专为破碎之考据也”。但他又提醒说: “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 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12]对处理“立大义”与“考证” 的关系,进行了解释。由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将他要揭示的规则表达为“寓价值追求于 考据中”。稍具体点,即史家应以高尚的价值取向关照历史;遵循史学方法经考证而把 握“古”之真相,然后“陈古证今”,将自己的价值观表而出之。
读《表微》,可以体会到“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规则,对读“书”(含文字以外的 历史遗存物)有很高要求。“读书”既是考证的起点,又是提高史家价值追求准则的有 效途径。陈先生于《表微》中,不经意地就显示出他本人读书博、准、通、细的程度。 如255部参考书目,展示出他所读之“博”。在《表微•辨误篇》中提示“遇有疑难之 字,翻阅字典,尚须详观上下文义,求一妥当之解释”。警告说“望文生义,训诂家大 病”。又说“然标点句逗,亦岂易言哉”!还特别提醒,读书应注意音韵。就显现出他 为读“准”所作的思考。全书中考证史源,辨明文字的正讹与本义,讲述制度的流变, 解释前人文字的立义,揭示利用考古发现的意义等,体现出会通历史材料的功力。由《 表微•本朝篇》中能确指《通鉴注》何处始见“我朝”、“我宋”等,令人信服他读书 之细。
由陈先生的示范,我们知道经世史学的大师是读书读到博、准、通、细的程度,才真 正把握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年代、避讳、史源等史学分支学科的精髓,运用校 勘、避讳、考证、辩误等方法作考据才如此得心应手。欲实践“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 的规则,不读书者,不可为。
三
《表微》的精神主题则是爱国主义,陈先生是如何立此“大义”呢?在《表微•出处篇 》中,陈先生举了一例。他指出司马光、胡三省都引用了《后汉书•方术传•(樊英)》 ,但二人引叙详略取舍不同。他解释说:“温公以其(樊英)言慢上,故不载;身之则有 感于当时之贱士,故先严衍而补之,所以振逸民之气也。”这是认可史学家在描述历史 时,可根据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取向对历史材料作剪裁。他相信“温公、身之,易地则皆 然”,则是相信经世史学家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提出问题。他提示说,“学者观二 家之弃取,则知史之为用广矣,考据云乎哉”!这便是重视史学家以其时代与价值观为 导向,去寻求与历史客体的沟通、交流。有这种沟通、交流,才能在“陈古证今”中发 挥经世功效。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 ,推重昆山顾氏;今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 《鲒@①亭集》,以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13]陈先生提倡“ 有意义之史学”,就是感受时代的呼声,站在爱国的立场,观察今天,认知历史,寻求 中国历史走向的特点,用经理性解析的历史来启发当代人。
于是,我们在《表微》中看到,陈先生的价值观念是与时俱进的。他的爱国情怀虽与 前代史学家相通,对国家、民族的理解却经过现代政治伦理的审视。传统的爱国情怀由 此而有当代的意义。
陈先生从现代政治理论出发,故不甚重视一姓一家独据之国的兴亡,而将民族的存亡 放在首位。在《表微•劝戒篇》中,他说:“古之所谓亡国。大抵一姓之兴亡,等于政 权更迭而已,唯灭种乃真无噍类矣!”他在观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时,更注重政府是否 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说:“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 可爱之道,而后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 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又强调“民心者 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 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14]
陈先生所强调的民族观也具现代性。在《表微》中,因所用文本的关系,不能不在涉 及民族及民族文化整合问题时,有“变夷为夏”等字句,但他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取 赞赏态度的。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说,前秦国亡而氐族“其种实繁”。他在《表微• 夷夏篇》中评论道:“国与种之别,此条甚为明显。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 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即认为民 族融合使中华民族增加了活力。对近世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则以平等为参照标准。因而 他对被迫去国者与降敌者态度有别。在《表微•边事篇》中,他说:“中国人仕外国者 ,古有之矣,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且仕异国与仕敌国不同,仕异国者客卿耳 ,仕敌国则降虏也。”他认为凡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族者,不仅可共处,甚至可为 其服务。在中华民族求独立与自主的关键时刻,强调民族独立与自强而不忘“国际主义 ”。陈先生在“陈古证今”中,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民族关系的认识。
《表微》中引历代忠义气节之士的言行及相关评论甚多,可援庵先生不是从臣民的角 度谈道德与爱国的关系,而是特别提倡人格自尊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在《表微》中多 次感叹胡氏是真隐士。于《表微•出处篇》中,特意指出胡氏“隐德无能名”,是“不 标榜不依傍门户”的结果。嘉赏胡三省爱国;有学;人格亦高。他说:“以苟且为明智 ,则凡偷生者皆可借明哲二字为护符,此生之无意义者也”。又说:“父母不欲其子就 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扰之。”[15]强调人在 生死大节面前应有取舍,有把握。
由此,更推而论之,先生亦认为司马光、胡三省虽以考证见长,但他们得以传名永远 ,是他们坚持了内在的人格自尊,内在道德的外释化为燃烧的爱国热情,他们才有不能 自已的现世关怀,这种关怀使他们成为史学大家。援庵先生在《表微》中要宣示的精神 主题,最终落实到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层面。他的爱国主义,是充满历史感而又具 现代性质的。
四
陈先生以现实的动机,观司马光、胡三省“二家之弃取”,最终为“经世史学”提供 了近代范本。这个范本不仅再次证明史学家的现世情怀会导致史学家走向“经世史学” ,还证明了“陈古证今”是“经世史学”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形式。陈先生研究眼光关照 的是自己的时代;是为同时代人提供思考现实的历史材料;但这个材料是他经过阅读、 考证再参照价值理念,用心咀嚼过的,他对材料的解释、评价,既为当时人提供了一种 认识、使用历史材料的视角,又直接提供了解惑的事例。他所投身的史学,就是近代化 了的“经世史学”。
陈先生的史学追求,反映着他那个时代多数史家的共同心愿。当我
彰显这些特点,是陈先生撰著《表微》的学术主题。他为突出这个主题,在《表微• 解释》篇中强调:胡三省“曰‘务立大义’明不专为破碎之考据也”。但他又提醒说: “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 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12]对处理“立大义”与“考证” 的关系,进行了解释。由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将他要揭示的规则表达为“寓价值追求于 考据中”。稍具体点,即史家应以高尚的价值取向关照历史;遵循史学方法经考证而把 握“古”之真相,然后“陈古证今”,将自己的价值观表而出之。
读《表微》,可以体会到“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规则,对读“书”(含文字以外的 历史遗存物)有很高要求。“读书”既是考证的起点,又是提高史家价值追求准则的有 效途径。陈先生于《表微》中,不经意地就显示出他本人读书博、准、通、细的程度。 如255部参考书目,展示出他所读之“博”。在《表微•辨误篇》中提示“遇有疑难之 字,翻阅字典,尚须详观上下文义,求一妥当之解释”。警告说“望文生义,训诂家大 病”。又说“然标点句逗,亦岂易言哉”!还特别提醒,读书应注意音韵。就显现出他 为读“准”所作的思考。全书中考证史源,辨明文字的正讹与本义,讲述制度的流变, 解释前人文字的立义,揭示利用考古发现的意义等,体现出会通历史材料的功力。由《 表微•本朝篇》中能确指《通鉴注》何处始见“我朝”、“我宋”等,令人信服他读书 之细。
由陈先生的示范,我们知道经世史学的大师是读书读到博、准、通、细的程度,才真 正把握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年代、避讳、史源等史学分支学科的精髓,运用校 勘、避讳、考证、辩误等方法作考据才如此得心应手。欲实践“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 的规则,不读书者,不可为。
三
《表微》的精神主题则是爱国主义,陈先生是如何立此“大义”呢?在《表微•出处篇 》中,陈先生举了一例。他指出司马光、胡三省都引用了《后汉书•方术传•(樊英)》 ,但二人引叙详略取舍不同。他解释说:“温公以其(樊英)言慢上,故不载;身之则有 感于当时之贱士,故先严衍而补之,所以振逸民之气也。”这是认可史学家在描述历史 时,可根据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取向对历史材料作剪裁。他相信“温公、身之,易地则皆 然”,则是相信经世史学家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提出问题。他提示说,“学者观二 家之弃取,则知史之为用广矣,考据云乎哉”!这便是重视史学家以其时代与价值观为 导向,去寻求与历史客体的沟通、交流。有这种沟通、交流,才能在“陈古证今”中发 挥经世功效。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 ,推重昆山顾氏;今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 《鲒@①亭集》,以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13]陈先生提倡“ 有意义之史学”,就是感受时代的呼声,站在爱国的立场,观察今天,认知历史,寻求 中国历史走向的特点,用经理性解析的历史来启发当代人。
于是,我们在《表微》中看到,陈先生的价值观念是与时俱进的。他的爱国情怀虽与 前代史学家相通,对国家、民族的理解却经过现代政治伦理的审视。传统的爱国情怀由 此而有当代的意义。
陈先生从现代政治理论出发,故不甚重视一姓一家独据之国的兴亡,而将民族的存亡 放在首位。在《表微•劝戒篇》中,他说:“古之所谓亡国。大抵一姓之兴亡,等于政 权更迭而已,唯灭种乃真无噍类矣!”他在观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时,更注重政府是否 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说:“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 可爱之道,而后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 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又强调“民心者 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 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14]
陈先生所强调的民族观也具现代性。在《表微》中,因所用文本的关系,不能不在涉 及民族及民族文化整合问题时,有“变夷为夏”等字句,但他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取 赞赏态度的。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说,前秦国亡而氐族“其种实繁”。他在《表微• 夷夏篇》中评论道:“国与种之别,此条甚为明显。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 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即认为民 族融合使中华民族增加了活力。对近世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则以平等为参照标准。因而 他对被迫去国者与降敌者态度有别。在《表微•边事篇》中,他说:“中国人仕外国者 ,古有之矣,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且仕异国与仕敌国不同,仕异国者客卿耳 ,仕敌国则降虏也。”他认为凡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族者,不仅可共处,甚至可为 其服务。在中华民族求独立与自主的关键时刻,强调民族独立与自强而不忘“国际主义 ”。陈先生在“陈古证今”中,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民族关系的认识。
《表微》中引历代忠义气节之士的言行及相关评论甚多,可援庵先生不是从臣民的角 度谈道德与爱国的关系,而是特别提倡人格自尊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在《表微》中多 次感叹胡氏是真隐士。于《表微•出处篇》中,特意指出胡氏“隐德无能名”,是“不 标榜不依傍门户”的结果。嘉赏胡三省爱国;有学;人格亦高。他说:“以苟且为明智 ,则凡偷生者皆可借明哲二字为护符,此生之无意义者也”。又说:“父母不欲其子就 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扰之。”[15]强调人在 生死大节面前应有取舍,有把握。
由此,更推而论之,先生亦认为司马光、胡三省虽以考证见长,但他们得以传名永远 ,是他们坚持了内在的人格自尊,内在道德的外释化为燃烧的爱国热情,他们才有不能 自已的现世关怀,这种关怀使他们成为史学大家。援庵先生在《表微》中要宣示的精神 主题,最终落实到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层面。他的爱国主义,是充满历史感而又具 现代性质的。
四
陈先生以现实的动机,观司马光、胡三省“二家之弃取”,最终为“经世史学”提供 了近代范本。这个范本不仅再次证明史学家的现世情怀会导致史学家走向“经世史学” ,还证明了“陈古证今”是“经世史学”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形式。陈先生研究眼光关照 的是自己的时代;是为同时代人提供思考现实的历史材料;但这个材料是他经过阅读、 考证再参照价值理念,用心咀嚼过的,他对材料的解释、评价,既为当时人提供了一种 认识、使用历史材料的视角,又直接提供了解惑的事例。他所投身的史学,就是近代化 了的“经世史学”。
陈先生的史学追求,反映着他那个时代多数史家的共同心愿。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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