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之所以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已经在各种场合引起广泛讨论，恐怕与以下两个事实有关。

　　一个就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关于这一点，已经不用多说，实际上，我们谈论“中国崛起”，本身就暗含了一个判断和命题：中国已经处在与以往不一样的发展阶段上。而支撑这一命题的，首先就是一些统计数字，尤其是经济增长方面的统计数字，比如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以往的增长幅度、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排位的变化、中国公民人均收入在近年来的提高等。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国际机构曾有过报告，说中国经济规模实际上远远超过世界的想象，已居于世界前三名之列，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应该列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不再是欠发达国家；而去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场”的声浪，一直没有停息。这些统计和这些声浪，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之外，不能不说有夸大的成份，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说我们现在胖了，就真以为自己就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胖了。但另一方面，世界其它国家纷纷对中国转换了眼光，认为现在中国在GDP上已经不可小视，这多多少少也的确反映出，近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上，无疑是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这种进展的势头还在保持着，否则人家也不至于整天到晚对中国大惊小怪。

　　第二个，与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上的显著提高相同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与以往相比也大为不同。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八年字，那就是“局部恶化，整体改观”。

　　先说“局部恶化”。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冷战成为往事，自那以后，中国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需要如何调整对外战略，曾经引起无数争论。从国际政治的一些行为表现来看，直到“911”事件之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不能不说有所恶化，而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帝国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后，美国不再视中国为世界权力生态系中可以利用的第三者，相反开始竭力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而这种东西，不仅体现在意图和思想观念上，还体现在具体的战略行动上，典型的就是重新构筑美日同盟关系、加强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等。中美关系一段时间显得比较紧张。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局部恶化”。当然，在“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基于其政治实用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在某些领域又有所缓和。但从总体来看，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及美国对中国长远发展动向疑虑的存在，肯定还会充满不确定性，目前的相对稳定因此仍是随机的而非结构性的。所以，中国还得做好未来中美关系又陷入新一轮不和谐的准备。

　　与中美关系阴晴不定相比照，从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围国家与组织的关系来说，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又在整体改观。这是我要说的中国当前所处外部环境的另外一面。为什么这样来说？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伊拉克战争后，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分散化进程明显加大，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有了纵横摆阖的更大空间。冷战结束以后，美欧还能不能保持以住那样密切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曾经引来很多人的疑虑，有关的说法很多，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苏东解体、美欧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双方不可能再保持冷战期间的那种同盟关系；另一种是，美欧两家分亨了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重大的经济安全利益上也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的合作关系不会因冷战终结而一起结束，因此，不要指望中国能从所谓“美欧分歧”中获得什么战略利益。

　　从冷战结束到现在十余年的时间来看，我觉得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部分道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北约没有消失、相反还东扩了；美国还与欧洲盟友合作，在欧洲打了一场科索沃战争；而且，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导权，也基本掌握在美欧两家，欧洲并没有要与中国分享的意思。客观地说，在整个90年代里，美欧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通畅的，这种合作对它们双方都有利可图。

　　但这种情况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已极大改变。如果问去年的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那么我想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所谓“美欧分歧”开始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中使用得最多的词语之一。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裂痕明显加深，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说今天美欧关系弄成这个样子，真的只是布什总统上台之后，布什政府所推行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功劳。小布什的政策是直接诱因，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也要看到造成现在美欧关系大破裂的那些因素，其实在冷战期间就已经存在、而在冷战结束以后又一直在蕴量发展，只不过现在是借着伊拉克战争、一下子被激发出来而更加引人注目了而已。美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偶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更多的迹象表明应该是后者。美国与欧洲之间有经济利益上的分别，自欧元出世之后就存在着与美元的竞争；欧洲在二战之前还曾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者，但美国在二战之后却取而代之，今天的欧洲还想恢复往日的文化荣光。因此，往实里说，美欧之间经济利益不同；往虚里说，欧洲自身的历史意志正在复活，这两点都决定了今后的美欧关系不会平静。

　　美欧关系的这种变化当然对中国有利。在整个90年代里，中国都在担心遭到美欧两家的联手遏制，但现在看来这个担心可以解除了。自去年以来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大幅度进展，本身就在说明这个问题，近一段时间欧盟一直在考虑解除对中国的军售制裁限制，它就是一个表现。

　　伊拉克战争不仅导致美欧关系恶化，另外，这场战争本身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一次战略失误。同样用八个字来概括，美国的战略失误乃是“化友为敌，促敌成友”。化友为敌就是使自己的老盟友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而促敌成友，就是使中东地区原先并不团结的伊斯兰世界，目前因共同的敌人美国而加强了团结，一些恐怖组织也加紧了合作共同对付美国。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因此看起来真的陷入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目前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陷入的窘境，就是明摆着的表现。

　　美国对外战略的失误，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受牵制力量增多，美国在战略上的行动自由因此也大大受限。这样一来，美国就不太可能继续把很大的精力用来遏制中国，相反要与中国达成一些合作，以免战线过多、无力应付。现在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中国与欧洲在接近，而美国对中国也稍微放软了身段。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纵横摆阖的空间在扩大。这当然是对中国是有利的。

　　其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世界的变化。

　　有理由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东亚，已不再是以往的那个东亚。简单地说，东亚世界已经和正在经历以下三个关键性改变：一是民族国家普遍成熟，各国的自主行动能力和自主意志大大增强。典型的如最近的韩国国会选举，所谓“386”一代人开始步入韩国政治的前台，这一代人的总体倾向，是更加重视与亚洲的关系而非同美国的关系，对中国的亲近度也大于对美国的亲近度。众所周知，现任总统卢武铉，就是靠大喊反美口号竞选上台的。二是东南亚国家间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其共同行为能力增强。自1967年5个东南亚国家成立东盟组织后，目前的东盟已发展为10个国家的联合组织，并且与东北亚国家间开展了有效的对话协调。东南亚国家开始以某种共同的意志出现，这对东亚、亚洲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如何按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它会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中国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