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事实都在表明，东亚世界正在某些局部上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历史性国际体系的特征，也就是说，东亚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正在复活。正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弗兰克等历史学家所揭示的那样，19世纪被殖民地化之前的东亚，乃是一个有着高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同质性、相互关联度极其密切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自足一体，虽然存在着中心和主导性国家（所谓朝贡体系），有形式上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争战，但相对与此同时存在的世界其它地区来说，这个地区的战争激烈程度与发生概率，却就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体系内国家之间关系的有序度，也非长时混乱的欧洲可以比拟。作为历史性国际体系，其标志性的特征又在于：1)体系内国家大都具有历史延续性；2)体系内国家具有相通的历史文化背景；3）体系内国家具有明显的对本国际体系的认同。具有自身历史延续性的国家，在长期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作用下，形成各自的战略与历史传统，这些传统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即国际体系内相互交织、激荡，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常量，则构成了体系本身的战略与历史传统或曰战略与历史定势。东亚世界正是有着自身的历史传统与定势。如同欧洲国际体系一样，今天，东亚世界复活自身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的倾向，也表现得越来越鲜明，它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东亚世界谋求政治自主性的意愿和意志，日趋强烈，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因此同样在受到制约。
从整体来说，今天的中国虽然在安全上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有些问题如处理不当还可能会葬送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成果于一瞬间，但相对来说，中国现在无论内部综合国力还是外部环境，又重新走过了一个波谷，处在了一个较好的时期。也正因为在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上的这些变化，“中国崛起”这一命题，才渐渐被大家提出来，并且引来极大关注。显然，“中国崛起”这一命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改变对自身的看待方式、进而要调整战略思维、对未来发展重新进行战略规划的意味在内。不过，这也是一个应该慎重对待、细致操作的大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些变化、并从中抽象出有指向性的战略思维变革呢？重要的事情也许是要对以上这些变化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要把它放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文明形态、外部环境及战略思维上所走过的道路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就对以上这些变化、及根据这些变化应该在未来确立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更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从所周知，古代中国在处理国与国、族与族的关系时，所奉行的是乃是“天下主义”的传统。这种“天下主义”战略思维，内含了种族主义的成份，但基本来说是文化主义的，并不看重实际的经济政治利益。这种战略传统，乃是古代中国农耕文明形态与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使然。但近代随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上，却不断处于激烈嬗变中，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也不能不相应调整战略思考方式，以对变化了的情境和现实作出应对。粗略地说，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战略追求，有一个由文化利益为主转向以现实军事、政治、经济利益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不断改造自身的农业文明传统、而向现代工商业文明转型，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原先的宗主树状结构转变为平等网络结构、中国被纳入了现代意义的竞争性国际体系并成为其中的普通一员，是相同步的。
纵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半多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不难看出，中国在国家目标上的追求在不同时期是不相同的，大致说来，是经历了一个由求存（政治独立）──求强（军事强大）──求富（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分别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当代。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的战略/战略思维不仅与传统战略/战略思维相去甚远，而且在不同时期也差异明显。在第一阶段，战略/战略思维的任务显然是服从于国家统一的需要和求取国家的生存，这是由遭遇外来强敌入侵的战略环境决定的；在第二阶段，美苏冷战的严峻形势迫使中国在初步完成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和统一的同时，奋力追求军事力量的强大，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绵延至今的第三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有所缓和，战略重点则转移到寻求为中国创造一个安全发展的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也由综合力量弱小的普通国家跃迁为一个具有地区乃至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大国，和世界主要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变幻为普通大国间的关系。
与此相应，中国在战略思维上实际上经历了二次范式转换，即：“文化至上”的宗主范式→“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通弱国范式→“国家利益+地区责任”的普通大国范式。
正是基于以上对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的双重考察，不难发现，“中国崛起”这一命题，并不是一句空话。相应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战略思考方式。一定的战略思维，总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外部环境的产物，在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调整战略思维以适应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是需要的。
在中国初步实现文明形态的转型、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强，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走回历史”，也就是“崛起”的条件已经开始出现的情况下，现在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调整战略思维，而是如何有效完成战略思维的调整。
调整战略思维，一方面要看到已经和即将出现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更要有清醒认知。那么，我们正在面临和可能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表达什么才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但说来说去，实际上都离不开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中国目前的外部环境不能说很乐观，统一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如以上所谈，相比以往却又有所改善，关于这一点，这里不想再多说。而从文明形成而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中，与传统农耕文明不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工商业社会，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理想追求。这一理想追求今天有没有实现呢？从中国建立起了繁杂丰富的现代工业体系，和逐渐成熟的市场机制来看，中国社会已远离传统农耕文明形态。前不久看到有个统计数据，说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中，传统农业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已逐年下降，到目前已降到30%左右的水准，这无疑就是一个很好说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目前还有七八亿农业人口，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还存在着生活方式与社会保障上的二元对立，“三农”问题还依然是一个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们经常要谈论和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这说明从传统农耕文明转型到现代工商业文明，也并非一日之功，一个实现所谓“现代性”的中国社会，还并没有在东方完全出现。因此，今天在里谈中国崛起，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还要继续展开其“现代性转换”，要基本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
如何完成此一“现代性”的转换？又需要有一种大的空间视角，要考察一些先发国家在此一进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以往英法美等国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经历看，文明形态变迁中的最大问题，实际上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在这方面，麦尼尔曾经有过非常好的研究，他所写的《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一书，就曾对此作过详细回答。在18世纪末，困扰英法两国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