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于学可能尚未入门但对学术之弊却深有体会，学与学术的对立应该不只是笔者一人的感受。
一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条件问题。以为现代社会已不是农业社会，儒家文化已失去了生存条件。这是流行的见解，也是最大的偏见。这种情形就像一个崇尚享乐主义思想的人，由于吸毒、纵欲而改变了其生理状况，当医生要求他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告诉医生，健康的思想及生活方式在他这里已失去了存在条件。人们总是把环境、社会、结构外在化，看成是独立而客观的存在物，不知道改造自身就是改造环境、改造社会。现在流行“与时俱进”，但很多人却错误地将它理解为顺应现状，如果是这样，病人“与时俱进”的结果就是“与病俱进”，哪还需要治疗？中华文明存在了几千年，为什么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突然失去了存在条件？这难道是“与时俱进”的结果？
前几天我们附近一户人家失火，我儿子问我“失火”的“失”怎么解释。我告诉他“失”字是失去控制的意思。他问我人会不会失去控制？人是由谁控制的？我一贯认为生活在城市的小孩没灵气，但这个问题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人自己把自己看成物、看成感官，就会被物欲、感官控制，这难道不是失去控制？有些人执迷于成仙、进入什么世界，最终被这种类似于升官发财的妄想所控制；人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叫“市场经济”的东西，然后又把自己“改造”成“经济人”以适应其“内在要求”，为了显现“市场机制”而失去控制；我们的知识体系生产了大量的“知识”，不断向人灌输，最终连人自身也被知识化，不能掌握知识反而被知识所掌握。人们总是相互告诫要把握自己，但可能连“我是谁？”这样的疑虑都沒有产生过。
人们为了认识现实而发展出许多理论，但往往都偏于某个方面或在特定的时段有用，如果不能随时抛弃这些理论，反而成为认识问题的障碍。特别是当学术成为一种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经过训练而规范化的时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学了一大堆知识反而成为认识问题的障碍。学术领域存在大量你所说的形式化的东西，很多人非常清楚，却都乐此不疲，甘愿被学术所蒙蔽。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超越理论知识而不为其所限反而成为认清现实的关键。我在网上看见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作者将原因归咎为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中国没有思想家难道是人种的原因？实际上中国人不是缺乏理性思维，而是缺乏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性”思维。这个问题如果换一种提问方式问题就清楚了，即西方在近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思想家？这实际上是个人主义时代的特点，大道隐没，则人们偏执于“我见”，划“思想”而为家。诸子百家的时代在中国早就过去了，而在西方却刚刚开始，我们难道要跟随它重新制造混乱？
二
我从事学术研究十年了，对学术的状况算是了解一些。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学术腐败，但都局限在抄袭、拉关系等方面，对学术本身涉及较少。学术腐败实际上包含从事学术的人的腐败和学术本身的腐败。前者和政治腐败没有什么两样，而后者却牵涉到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更能体现问题的本质。由于它的存在，即使是一个人品较好的人也会陷入无聊的学术模式之中。
现在的所谓学术已变成了“学之术”，为学而学，学而无术，论而无理，跟着西方人后面捡剩饭，别人造理论，我们学理论、用理论。各种怪异的理论层出不穷，离现实越来越远，既不能正心也不能安邦，却制造了大批“专家”。很多人都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这种学术对什么人重要？我看是对一部分人重要，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这些人靠什么吃饭？现在靠这些东西吃饭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吃好一点而激烈地竞争，但竞争并没有改变学术的状况反而使之固定下来。
每当听到“某见解是我最先提出的”、“某观点、概念是我的发明”、“我对某概念的界定”这种当代学人的常用语的时候，对学术的认识就会更进一步。学人们将观点、见解、概念都据为己有，这种学术的狭隘性就不言自明了。不知从修身入手，任“私我”泛滥，以学术市场来决定“私我”（“我”的观点）之高下，这样的学术哪有“理”可言？西方的学术状况与其社会的状况是一致的，而我们的学者却热衷于追随这一进程，将没落者用于“游戏”和“营生”的东西拿过来解决现实问题，然后用加工过的“学术化”了的现实论证西方理论。现在各种学科各有各的学术语言，不经训练就难以进入这个圈子，不以专业的话语说话就难以发表，这种专业化、学科化与垄断并有什么两样。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如果在缺乏公道的前提下将公道交由市场来决定，绝对是莨莠不分。古人以正心诚意为本，绝非虚言。现在人们已发现到了恶性竞争的结果，却不知这种状况归根到底在于人心、风气，单纯地谈论市场机制不完善、法治不健全，极容易将“机制”物件化、外在化，将自身人为地排除在外。教育体系由于教育本身的问题对道德的确立所发挥的作用极小，而社会内部的严重分化又使教育仅仅停留在说教的水平之上，难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乞求“市场”和“法治”解决问题，这真是本末倒置。
当今学术之弊，其一为“私我”太重，其二为物我对立。前者表现为淫智小慧，后者表现为僵化，以物“理”、知识桎梏人心。人为地将自身“虚无化”（所谓的价值无涉）以求物之理，得到的只能是静止的、僵化的理论。这与其说是发现理论，还不如说是被特定的理论模式所制约。现在的问题是，不遵循“价值无涉”的学者由于“私我”太重而极力表现其智，而坚持学科化的学者又往往陷入僵化的“规范”之中，因此学术出现空前的“繁荣”和“混乱”。横渠先生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这是一条从修心入手的修学之路，遵照这条道路，可能不会有复杂的理论，但却能“体物而不遗”，应变无穷。
三
近日重读阳明先生《传习录》，对儒家的“应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陆澄问先生：“圣人应变无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以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先生将心明比喻为明镜，以镜照物，事理无有不明。世事变化多端，但如果心明如镜，就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当今之世，徒有学术，但不能随感而应，要么以一种僵化的理论认识现实，要么以事为理、追随事物。这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先生所谓“明的功夫”，以为道、理可以像东西一样让人捡到。我之所以说应该“就事论道”，实际上就是针对目前学术弊病而言的，这种学术以为洞察力是与个人修养无关，可以通过学习理论而得到，而理论可以用总结归纳的方法而确立。往往是理论刚刚“生产”出来现实就发生了变化，永远处于“解释”的状态，难以应变。以人传道还是以理论、知识传道？这牵涉到学术方向问题。就事论道的前提是以人传道，以人传道就必须内求于心，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僵化和散乱无理。
世事在变化，但变中有道。阳明先生说：“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遇此时，方有此事。”加上“随感而应”，阳明先生将与时俱进表述得非常清晰。圣人根据现实情况而论道，就如以明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