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型与创造型：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两种类型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我的阐释是以对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古文论研究的反思的检视为基础的，因此首先有必要对此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对于近百年古文论研究的历史分期以及取得的成果这些事实性判断的理解学界基本上不存在问题，而对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价值、方法的理解则有较大分歧。就研究的目的说，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可以称为“求真”的方向，如罗宗强先生的看法：“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①不过，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对古代文论研究的根本旨趣另有认同，这就是在“还原的基础上生发”，也可以称为“求用”的方向：“‘古为今用’是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原则。”②“我们研究古代文论既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给它一个科学的评价就万事大吉，一了百了，最终目的还是‘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鲁迅语 )。”③“以适应建设当代中国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的需要”。④但是，一旦真正进入古文论的研究域，却是另一番模样了：“除了一些简单的以古证今，古代文论是否因为独特的理论形态而成为当代文论的重要参照?除了引证一些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古代文论是否还能提出一批独特的范畴作为当代文论的支柱?”还有“看待古代文论的时候，保护历史遗迹的想法还远远超过汲取理论养料的需要。
迄今为止，古代文论所表现出的理论价值还不足以强烈地打动当代文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文论所必须扎根的一方土壤。”⑤南帆先生在1984年和1990年所描述的上述状况到今日仍没有多少改变。这里反映出学界对古文论价值判定的不同倾向，一旦古文论仅仅作为古典文化遗产而存在，已经失去对于当代文艺实践的阐释能力，一是认为古文论的生命力远未终结，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进行研究，九十年代以来占主导倾向的是后者。关于 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走向，学者们也投入了相当多的思考。蒋凡先生在90年代初即提出古文论研究应具备现代意识，具体包括“历史意识、现实意识、世界意识、未来意识的内容。”⑥张海明认为应从史的研究、范畴的研究、文学的研究、封闭的研究走向论的研究、体系研究、文化的研究、开放的研究”。⑦陈伯海先生认为，就“论”而言，有三大步可走：“一是对古文论本身进行理论上的综合，努力把握其基本精神和内在体系；二是充分发掘古文论传统中有生命力的成分，促进古文论的现代转换；三是在此基础上会通其他方面的理论，尝试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的中国现代文论。”⑧蒲震元先生倡导对传统进行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现代诠释。⑨杨增宪针对“文论失语症”提出古文论“复语”的指导方针。⑩陈洪先生将“承认多元，自我发展，以扎实的挖掘清理为基础，以广泛的借鉴吸收促进发展”作为传统文论在当代的策略选择。11 陈昌恒先生则提出新世纪古文论研究的三点设想：“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12 仔细分析一下，上述设想可以分解为三方面：第一，基础层面的研究是梳理清楚古文论的本来面貌，是对古文论“过去怎样”进行的研究；第二，诠释层面的研究是依照现代视野对古文论所做的阐释，是对古文论“现在怎样”进行的研究；第三，创造层面的研究，就是建构一套具有充分阐释力针对古今中西的文学现象 )的文论系统，最终“融汇中西，自铸伟辞”，这是对古文论“未来怎样”进行的研究。
九十年代后期学界的一个热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一命题虽然只是在 1995年以后被正式提出，但其实践却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王国维、梁启超、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已经自觉地以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来观照传统文学批评的历史，完成了研究观念和方法上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50年代以后，围绕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一目标而对古代文学理论遗产加以整理、发掘，同样是在谋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13 但从1995年以后，这一命题作为一个具有聚焦性质的话题，吸引了文学研究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而对本学科本领域研究的前提性问题进行了思考。我的兴趣不在对这场辩驳争论进行历史性的描述，我感兴趣的是以“文论失语症”作为对当代文论总体状况的基本判断，从而坚持进行中国古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者们的思路。曹顺庆、李思屈认为“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自铸伟辞”，“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14
刘保忠、古风认为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转’，带着现代文论的问题，到古代文论的宝库中去寻找参照或答案”，“二是要‘换’，即用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思想，对古代文论进行新的发现、开掘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即是向中国现代文论转换，即是现代化。”15 张海明的设计与刘保忠等人类似：“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以现代意识为参照系对古代文论的价值重新评估，找出其中仍具理论活力的部分；二是对之作现代阐释，使之得以和现代文论沟通”。16
陈伯海先生倾向于转换，认为比较和分解是转换过程中的两个关节点：“首先必须放在古今与中外文论沟通的大视野里来加以审视，这就形成了比较的研究。”“比较研究是古文论现代转换的前提，而要实现这一转换，还有赖于对古文论进行现代诠释，使古文论获得其现代意义。”17 杜书瀛先生提出了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具体操作方法：实谓—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意谓—原作者(或原典 )想要表达什么；蕴谓—原作者可能想说什么；当谓—我们诠释者应该为原作者说出什么；创谓—为了救活原有思想，或为了突破性的理路创新，我们必须践行什么，创造地表达什么。郭德茂提出古文论转换的五种操作模式：顺水推舟式、脱胎换骨式、举一反三式、嫁接生成式、另起炉灶式。党圣元认为：“在诠释与建构的过程中，第一要做到视界融合；第二要彰显对象隐藏的内在意蕴；第三尝试运用传统文论概念范畴进行思维。”18
张少康表现出对古代典籍内涵精确性的坚决捍卫，认为“把古代的范畴原意阐释清楚，就算是一种转换了，因为这种阐释就是现代的阐释。”蔡钟翔不同意固守经典文献的原意：“古代文化的范畴也可以注入新意，古代文论的范畴在发展过程中就是被不断注入新意的。儒学实际上是在曲解当中发展的，因此，现代转换不一定非要绝对地忠实古人，我们也可以通过某种‘误读’和‘曲解’来发展。”陈越将“转换”解释为一种“翻译”，是将古代文论翻译成一种现代学术思想文化。梁礼道认为，要实现这种转换，目前最紧迫的是两件事：一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目标地位；二是这种转换操作上的定性。19
在经历一番辩难驳诘后，曹顺庆先生的立场出现了转折：“‘失语症’、传统诗学的‘异质化’、‘研究传统即消解传统’、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难以推进等等，都是中西诗学知识谱系全面切换的整体综合症，它的背后，是中国现代知识建构所面临的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更为深重的现代性危机。”“所谓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是说定要将古汉语、古文论中的某些概念、范畴生硬地搬到现代来使用，或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而是试求以传统诗学的言路言诗。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不是要复古，而是在西方诗学全
迄今为止，古代文论所表现出的理论价值还不足以强烈地打动当代文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文论所必须扎根的一方土壤。”⑤南帆先生在1984年和1990年所描述的上述状况到今日仍没有多少改变。这里反映出学界对古文论价值判定的不同倾向，一旦古文论仅仅作为古典文化遗产而存在，已经失去对于当代文艺实践的阐释能力，一是认为古文论的生命力远未终结，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进行研究，九十年代以来占主导倾向的是后者。关于 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走向，学者们也投入了相当多的思考。蒋凡先生在90年代初即提出古文论研究应具备现代意识，具体包括“历史意识、现实意识、世界意识、未来意识的内容。”⑥张海明认为应从史的研究、范畴的研究、文学的研究、封闭的研究走向论的研究、体系研究、文化的研究、开放的研究”。⑦陈伯海先生认为，就“论”而言，有三大步可走：“一是对古文论本身进行理论上的综合，努力把握其基本精神和内在体系；二是充分发掘古文论传统中有生命力的成分，促进古文论的现代转换；三是在此基础上会通其他方面的理论，尝试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的中国现代文论。”⑧蒲震元先生倡导对传统进行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现代诠释。⑨杨增宪针对“文论失语症”提出古文论“复语”的指导方针。⑩陈洪先生将“承认多元，自我发展，以扎实的挖掘清理为基础，以广泛的借鉴吸收促进发展”作为传统文论在当代的策略选择。11 陈昌恒先生则提出新世纪古文论研究的三点设想：“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12 仔细分析一下，上述设想可以分解为三方面：第一，基础层面的研究是梳理清楚古文论的本来面貌，是对古文论“过去怎样”进行的研究；第二，诠释层面的研究是依照现代视野对古文论所做的阐释，是对古文论“现在怎样”进行的研究；第三，创造层面的研究，就是建构一套具有充分阐释力针对古今中西的文学现象 )的文论系统，最终“融汇中西，自铸伟辞”，这是对古文论“未来怎样”进行的研究。
九十年代后期学界的一个热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一命题虽然只是在 1995年以后被正式提出，但其实践却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王国维、梁启超、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已经自觉地以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来观照传统文学批评的历史，完成了研究观念和方法上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50年代以后，围绕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一目标而对古代文学理论遗产加以整理、发掘，同样是在谋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13 但从1995年以后，这一命题作为一个具有聚焦性质的话题，吸引了文学研究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而对本学科本领域研究的前提性问题进行了思考。我的兴趣不在对这场辩驳争论进行历史性的描述，我感兴趣的是以“文论失语症”作为对当代文论总体状况的基本判断，从而坚持进行中国古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者们的思路。曹顺庆、李思屈认为“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自铸伟辞”，“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14
刘保忠、古风认为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转’，带着现代文论的问题，到古代文论的宝库中去寻找参照或答案”，“二是要‘换’，即用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思想，对古代文论进行新的发现、开掘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即是向中国现代文论转换，即是现代化。”15 张海明的设计与刘保忠等人类似：“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以现代意识为参照系对古代文论的价值重新评估，找出其中仍具理论活力的部分；二是对之作现代阐释，使之得以和现代文论沟通”。16
陈伯海先生倾向于转换，认为比较和分解是转换过程中的两个关节点：“首先必须放在古今与中外文论沟通的大视野里来加以审视，这就形成了比较的研究。”“比较研究是古文论现代转换的前提，而要实现这一转换，还有赖于对古文论进行现代诠释，使古文论获得其现代意义。”17 杜书瀛先生提出了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具体操作方法：实谓—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意谓—原作者(或原典 )想要表达什么；蕴谓—原作者可能想说什么；当谓—我们诠释者应该为原作者说出什么；创谓—为了救活原有思想，或为了突破性的理路创新，我们必须践行什么，创造地表达什么。郭德茂提出古文论转换的五种操作模式：顺水推舟式、脱胎换骨式、举一反三式、嫁接生成式、另起炉灶式。党圣元认为：“在诠释与建构的过程中，第一要做到视界融合；第二要彰显对象隐藏的内在意蕴；第三尝试运用传统文论概念范畴进行思维。”18
张少康表现出对古代典籍内涵精确性的坚决捍卫，认为“把古代的范畴原意阐释清楚，就算是一种转换了，因为这种阐释就是现代的阐释。”蔡钟翔不同意固守经典文献的原意：“古代文化的范畴也可以注入新意，古代文论的范畴在发展过程中就是被不断注入新意的。儒学实际上是在曲解当中发展的，因此，现代转换不一定非要绝对地忠实古人，我们也可以通过某种‘误读’和‘曲解’来发展。”陈越将“转换”解释为一种“翻译”，是将古代文论翻译成一种现代学术思想文化。梁礼道认为，要实现这种转换，目前最紧迫的是两件事：一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目标地位；二是这种转换操作上的定性。19
在经历一番辩难驳诘后，曹顺庆先生的立场出现了转折：“‘失语症’、传统诗学的‘异质化’、‘研究传统即消解传统’、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难以推进等等，都是中西诗学知识谱系全面切换的整体综合症，它的背后，是中国现代知识建构所面临的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更为深重的现代性危机。”“所谓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是说定要将古汉语、古文论中的某些概念、范畴生硬地搬到现代来使用，或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而是试求以传统诗学的言路言诗。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不是要复古，而是在西方诗学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