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析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轨迹，这个轨迹隐含了"表意的焦虑"和"历史祛魅"这样的基本主题。为什么我要设想这样的主题呢？虽然我在导言部分阐明了我的理论出发点，那就是试图找到从总体上理解"文革"后中国文学变革的基本框架和线索。那些艺术变革的各个环节、转承的部分和线索，都与"历史"观念相关，"历史"观念的变化及其处理方式才是根本的更深层的变化。
　　这种理论动机和处理主题的方式，都反映了我试图从"现代性"
　　
　　现代性是指18世纪以来在社会组织、政体制度和精神生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它表明基督教世界向世俗化世界转型，表明人类生活开始具有了整体性的和方向性，并且无限制地在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延伸。人类社会因此趋于建立高效率的民族-国家；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形成有效的经济秩序结构；并且创建了各种学说和知识体系。总之，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整体性、广延性和持续性。
　　
　　的角度去理解当代中国文学变革发展的理论的愿望。这意味着，20世纪最后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正经历着某种深刻的或许还是根本性的变异：所有这一切变异,都集中体现在"历史化叙事"变化上，原来以历史观念为轴心的那种宏大叙事，经历着艺术形式、个人化体验、反叛性的欲望表达、消费社会的审美时尚等等的冲击，这些被认为是社会脱序、剧烈变动的社会现象，使我们再也无法在原有的基础上来看待问题，并作出价值判断。我并不想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化这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之所以使用"历史祛魅"这种分析角度，在于对这种历史变化提示在学理上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描述体系。从总体上来说，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同样处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它与五四时期，与十七年乃至于与"文革"时期，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都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对抗冲突的内在线索，那就是以现代性为精神导引的内驱力。
　　毋庸置疑"历史化"构成现代性叙事的显著特征。尽管欧洲和中国古代都分别有"史书"和史诗，都有历史叙事的传统，但在古典时代，"历史叙事"以编年史的形式展开，它没有把书写历史与改造现实（变革现实）相联系；也没有给历史的以"合目的性"的准确含义。现代性叙事则是明确意识到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关系，历史在叙事中获得了"进步"的合目的论的发展形式。历史因而具有完整性，有着必然的本质规律。中国这样的寻求历史传统向现代性转型的文明中，现代性诉求表现得尤为强烈。由于西方在其文明自身内部生长起来向现代性转化的因素，依靠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力推动，从而有序地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的思想意识塑造方面，也依循着自身的传统转变递进。而中国的现代性则是在西方强烈的挑战情形下，在外力强制性推动下，发生社会剧烈变革，它把西方几百年累积的变革，压缩到几十年完成，这必然使它要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在思想意识方面，则是更倾向于急切的变革。重新书写现实，使现实具有新的含义，并且获得全新的历史前提。一种完整的重新起源的历史与现实就被建构起来。重新书写历史与现实，就是一种"历史化"过程。"历史化"说到底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它是在对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进行总体性的认识，并且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的生活状况进行总体评价和合目的性的表现。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是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中国是否有着自身起源的现代性的因素
　　
　　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可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台北商务出版社，1966/1992；甘阳：《中国社会研究本土化的开端》，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28页下。或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1998，第26-41页。
　　
　　，尚有待争论，但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强力刺激下开始形成的。不管其缘起有多少中国自身的因素，西方的刺激使其作出的反应具有急迫性。强烈的社会变革，以至于暴力革命。在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看来，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存在不断激进化的倾向。  
　　
　　关于近现代中国不断激进化问题，可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结话》，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以及拙文《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这些论文均收入《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是否"激进化"，以及这种激进化的必要性，可以再加讨论，但有一点是不断理解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确实存在急迫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倾向。
　　现代性并不只是客观世界的绝对精神的自在自为的活动，它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文化创造合力的结果，它反映了人类的理念引领社会发展的那种主体能动性。现代性规划确实使人类的生产实践提升到空前的规模，但现代性最根本的特质还在于它反映了人对其自身的认识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性作为一场社会的总体转变，它最深刻之处在于现代人的精神价值结构趋于形成。


　　舍勒关于现代性的主体认知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7-20页。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阐释就偏重于人的主观认知体系。他认为现代性建立了一套反思体系，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构成了现代性最根本的特征。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他写道："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由此才能（在原则上）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技术上对物质世界的干预。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中文版，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现代性建立的这套反思体系当然是由各种知识体系，特别是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来完成，正是在现代性展开实践中，近代文学艺术才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现代性创建出一套引领社会变革发展的理念，同时也在反思这些理念。这使现代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起源与发展并不是那么单一绝对的，它始终包含着自身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因而才使其自身具有持续的创生动力。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就是社会变革的思想前卫，就是中国现代性不断伸延的精神资源。中国现代文学最根本的现代性意义就表现在"历史化"方面。正是历史化，使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做出显著区分；也正是历史化，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如此宏大的社会能量，具有前所未有的思想的和精神的震撼力；也正是历史化，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历史化包含着以下几方面：
　　其一，文学艺术对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明确的历史发展观念；其二，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本身具有了时间发展标记；其三，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叙事表现的"历史"，具有完整性，这种完整性重建了一种历史，它可以与现实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因而，其四，历史化的文学艺术也历史化了现实本身。
　　说到底，所谓历史化，就是说文学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把握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从而在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世界。当然，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历史化的建构过程中，文学的历史化也经历着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和性质展开实践。
　　文学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功能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