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方面。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的价值受到推崇，但全球化的不同部门利益的争端，也使多元文化价值不容忽视。正如马丁·奥尔布劳在论述到"全球性管理"时所说的那样："没有一种权威能够平息争论，也没有一种主导性原则能够成为全球性制度的依据"。全球化并没有实现价值一体化，但多元性价值终归是在全球性制度体系重新规划它们的结构与意义指向。马丁·奥尔布劳同时指出："它们的多元性并未反映关于全世界共同利益的理论，而仅仅反映了民族国家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历史增长和相互影响，这些经验和专业知识必须相互妥协。……全球性并没有解决价值冲突问题，而是在人们以前只关心技术问题引起一场关于价值本身的争论，这场争论后来也波及制度的最高层次。即使从这种理由看，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也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原料。"（马·奥尔布劳：《告别民族国家》，转引自《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中国在90年代不断推行的主导文化，以及在学界滋生的回归传统"国学"的愿望，都显示出与全球一体化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当然，年轻一代的文化价值取向越来越趋向国际化潮流，但这个时代的主导文化建构并没有顺应国际化趋势，而是更多强化中国的本土化特色。这些都表明，中国始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全球化和国际新秩序的建构。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现代性始终以其独特的方式展开实践。中国的现代性的发生发展也有百多年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尽头，却又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中国的现代性始终以激进的方式获取社会化的形式，以断裂的跳跃的方式获得突变，所谓欲速则不达，也就是说它以极端化的方式耗尽了现代性的宏大规划，而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那些普适性的原则并没有在中国的社会中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性一直处在极限状态，现代性在激进和极端的社会变革中，一直延搁出场，一直以变形的似是而非的形式自行其是。在90年代，中国加速了改革开放，国际资本和技术大规模涌入，迅速把中国推到世界变革的前列。中国在90年代最后数年的发展，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迅速推动的城市化和消费社会，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某些发达区域初具后工业化社会的规模。一方面是现代性的事业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却又面对后工业化（后现代性）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中国充满活力的增长，表明它正以独特的更具包容性的方式重新建构自身现实。这一切都强化了中国更有深度地更丰富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存在。因而，文学的历史化并未终结，它依然可能在极限处延伸。即使是历史祛魅或解构历史，也不过是历史化的极限表现形式而已。当然，当代中国文学可以在这里勉为其难重蹈历史老道，也可以拿出勇气真正开拓中国文学的未来之路。  
　　也许2001年的9·11事件使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要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在此之前，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相信有任何力量最终能够阻挡民主、资本和技术三位一体实现的统治；但9·11事件使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就没有认同（也永远不会认同）西方的自由民主以及资本技术的魔力，世界历史远远没有完结。以种族、宗教势力为代表的地区性力量，给了国际新秩序当头一棒。如果说，在此之前，西方可以装聋作哑，可以对伊斯兰视而不见，认为他们可以自生自灭，现在则不得不正视这种具有进攻性的异己力量。世界历史并不是只由西方来书写，也不只是写满自由民主和资本技术，就可以让人类步入大同，就可以让人类走向至福的终极。  
　　90年代初，亨廷顿看到未来世界的冲突危机，他认为未来冲突的根源在于以宗教文明为单位的区域性冲突，他看到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不可调和的本质性差异，他尤其看到儒教文明圈未来增长的潜力，是西方最有强有力的挑战者。在相当的程度上，亨廷顿看到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但把注意力放在具有包容性儒教文明上则是他的片面所在。中国文化虽然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但中国作为大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兼收并蓄的本性，这使她可以最大限度与西方文化共存。如果中国文明在未来的发展具有无穷的潜力的话，不在于它固步自封，而在于它真正全面吸取了西方文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以作为一种普遍的真理受到推崇，就足以说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中国文化的这种开放性就不是伊斯兰文明所具有的，它们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是未来人类历史动荡不安的永久依据。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劳永逸，它充满许多未知的变数。但不管如何，人类别无选择。不可能有一条生存的理想之路等待人类，在所有的选择中，由民主、资本和技术给人类展示的未来可能是相对更好的选择，人类不对此怀有信心，那就别无出路。  
　　这些关于"历史化"与"非历史化"的思想背景论述，似乎与本书讨论的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变革发展的过程关系不大，但对于我来说，这些思想背景正是我理解当代中国文学必不可少的历史语境，它使我看清全部的历史轮廓，看清那些细节隐含的丰富意义，看清文学的焦虑、希冀和永远处在极限状态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