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验性之表现的现实事物都与这种完善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降临相矛盾；另一方面，他指出福山又将自由民主制度设定为一种纯粹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其实也不过是来自基督教的末世论，同时也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幽灵化的运用。虽然德里达的批判带有很强的解构理论的繁复色彩，但还是不难感觉到德里达的批判是深刻有力的。
　　这并不是说，左派知识分子依然秉持冷战思维，对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最后25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以为然，也不会等闲视之；而是说，福山的论调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经历事实方面都难以令人信服。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意识形态式微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西方民主制度社会之外的国家也同样如此。那些强大的以意识形态为轴心的历史观念及其历史叙事也随之衰弱，但意识形态衰弱，并不等于"终结"。丹尼尔·贝尔，这个老牌的右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60年就宣称"意识形态终结"。福山不过是步其后尘，更加狂妄自得而已。在贝尔看来，"意识形态从其性质来说要么是万能的，要么是无用的。"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4页。《意识形态的终结》第一次出版是在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贝尔对意识形态几乎深恶痛绝，直到1988年，在为他那本影响卓著的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再版而写的跋里，他再次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抨击，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更迷信文化内在的连续性。他写道："文化的连续性是背离了任何一种历史主义的，其对真理的生生不息的渴望是一把不断地轰击着极权权力磬石的重锤。没有一个政治体系可以存在于道德判断的语境之外，但是，一种道德秩序，假如它想要不用高压和欺骗而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超越利益的狭隘主义，就必须克服其诉诸激情的欲望，而这是意识形态之所以失效的原因所在。"
　　
　　同前，《意识形态的终结》，第518-519页。
　　
　　基于如此观点，丹尼尔·贝尔看到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露出破绽，也就敢于宣称意识形态"终结"。
　　
　　贝尔也意识到他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面临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激进主义的挑战。青年左派运动的强度，情绪激烈，语言表达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猛烈批判，要求激进化的改革等，所有这一切都表示正在形成一个意识形态的新局面。贝尔后来解释说，这种激进主义都没有涉及经济问题，甚至无法形成一种前后一致的政治哲学。因此，它是道德的和道义上的激进主义。参见《意识形态的终结》，第491-502页。
　　
　　
　　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终结与后现代主义所理解的"历史终结"含义并不一致。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导致了对现代性的质疑，从而使现代性的那种启蒙主义理念以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遭到根本怀疑。贝尔也看到意识形态作为现代性的产物这一特征
　　
　　贝尔写道："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西方世界经历了在意识方面的非同寻常的巨变。现代性，这股令人震惊的强大力量，远不只是科学的出现，技术的爆炸，大革命的理念，人民大众的进入社会，尽管它包括了所有这一切。现代性源于原始的普罗米修斯的启示，这种启示现在获得了新的力量，它旨在要求人们去改造自然和改造自己：使人成为变革的主人，成为使世界适应自觉的计划和愿望的设计者。"（《意识形态的终结》，第505页）。贝尔理解的意识形态概念外延也并不清晰，在大多数情形下，他是指左派的意识形态，但他有时也指自现代性以来的那种关于社会变革的观念。贝尔赞赏弥赛亚·柏林的消极的自我选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他对乌托邦式的观念性的意识形态诉求尤为反感。  
　　
　　，但是，在现代性所表征的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的理念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提下，所有反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说穿了，就是左派意识形态）就再也没有存在的根基和必要。这一点，福山是与贝尔是一脉相承的。
　　确实，在"意识形态终结"和"历史终结"之间，容易划下等号。但在这里，我还想指出，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无疑是终结了，左派狂热的意识形态诉求也不再可能令人信服，但"历史"毕竟是一个更大更复杂，存留更久的概念，它无疑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存留下去，并且影响人文学科的表达和人类的实践。德里达在批驳完福山之后，也面临着如何处置历史的难题，他指出这种神学的目的论的历史最终取消了历史性，他要寻求的是对另一种历史性的思考。他审慎地把这种"新的"历史性称作"允诺"。这种历史性允诺给我们的不是放弃，而是相反，"容许我们开辟通往某种关于作为允诺的弥赛亚的与解放的允诺的肯定性思想的道路……"
　　
　　同前，《马克思的幽灵》，第106页。
　　
　　德里达这里的"解放"到底包含什么意义，还让人费解，其意义似乎在于召唤人类依然要克服众多的困难，始终不渝地寻求未来之路。
　　本书重点分析了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在表意的焦虑压力下的"历史祛魅"状况，我希望本书不至于给人留下认同"历史终结论"的印象。确实，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当代意识形态发生的深刻的变化，也看到那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所面临的危机，我也同时看到，在没有硬性的历史观念支配下的那种文学叙事包含的解脱（解放？）的意义。但这一切都只是表明原有的历史性观念及叙事所遭遇到的困境，并不表明我也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事实上，我所持有的立场是：既看到历史的变异，看到非历史化的自然趋势，也看到历史依然起作用的那些力量，看到重新历史化的那些真实的和错位的情势。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并不只是受制于某种固定的政治信念，它总是有更深层的生生息息的文化蕴涵。特别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民族，其自身的历史意识始终在起作用。经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国的文化传统完成的现代性转型显示出更强大的独特性。这使它在全球化时代与西方文化的磨合的过程中，更具韧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对现代性的深层反思，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彻底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自我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批判性的结合，势必使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寻求建构自身的历史。在后冷战时期，历史的终结为期尚远。虽然民主制度、资本和技术成为成为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美国挟新经济强势超级军事优势成为无可匹敌的霸权力量，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新秩序的建构也不得不呈多极化格局。民主势力高涨对西方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理想顺理成章就具有领导地位。民主意味着多元化，意味着对其他的文化和制度的容忍，其结果势必是区域性的力量持续增长。各种地区性的政治力量在国际新秩序中都有一席之地。90年代中国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市场对国际资本和技术产生强大吸引力，这些都使中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区力量，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中起到强大的平衡作用。中国在后冷战时期所扮演的国际角色，以及它对自己未来作用的期待，这些都使中国对自身的历史文化带有更强的认同意识。全球化的加剧，并不会迅速导致世界在文化上的一体化；相反，全球化会引发更多本土化和当地化。
　　
　　对于全球化的经济管理来说，它也不得不参照多重文化的价值对话。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当地化（localization），这不只是关涉到大规模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同时还有本地市场，以及税制方面的优惠和逃税的便利。这使那些第三世界文化的特殊性方面受到关注，文化的多元性价值参照同样渗透进全球性的制度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