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化。文学被纳入到现代性启蒙的历史规划中去，文学第一次具有强大的变革社会的功能。文学因此被历史化了。
　　在欧洲，小说的兴起说到底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因为印刷术的机械化程度的提升，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导致人口密集，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较大规模出现，以及私人收入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小说兴起的必要条件。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第二章，"读者大众和小说的兴起"，中文版，三联书店，1992年。
　　
　　欧美现代小说的兴盛与现代性的关系是循序渐进式的相互关联的，它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平行发展的结果。但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出现虽然与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和城市化相关，但更主要的得益于强烈的思想文化变革运动推动。现代小说的兴起几乎是强制性地与国家-民族的历史性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小说的兴盛与政治改良运动，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直接相关。
　　
　　1902年，梁启超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参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小说被确认了社会教化功能，这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历史性认识。对当下的社会现象的批判，与对未来进步文明的追寻相联系，构成了一套思想范畴和价值评价体系。五四时期发生的文学革命，毫无疑义把文学与新文化运动、与强烈的社会变革诉求联系在一起。1921年先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标志着文学试图以自身独立的集体行为参与社会变革。五四时期的文学社会团出现的意义是非同凡响的，它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建构文学自身历史的开始。这些明确的文学主张，表明文学具有了对社会历史，对文学自身的总体性认识。就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而言，它显然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总体评价基础上，怀着改造社会的热忱来展开文学活动。创造社强调"为艺术而艺术"，在长期的文学史叙述中，总是作为次一等级艺术观点加以怀疑，事实上，放置在中国现代性追寻的历史中，其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它使中国的现代性在审美维度上的发展具有独立的方向，尽管这个方向依然与社会现实的实践构成不同的对话关系，并且受到各种各样的压抑，但它是书写文学自身历史不可或缺的方面。
　　当然，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文学历史化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开端。它只是在追寻理性精神，倡导民主科学方面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它还没有形成表述社会现实的整体方案。在文学表达方面，社会的总体性观念只是限定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探寻上，过去现在与未来以断裂的形式（在观念领域）展开。在五四时期，作家们没有明确的任务去为现实建构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前提体系，现实经验没有特别强调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被批判的现在与要获得合法性的现在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不需要历史的支持，而后者则需要重建一个必要的历史前提，使之成为一个更为宏大完整的历史的一部分，现实从而获得新的本质。因而，在文学具体的表达过程中，个人经验依然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一些对中国现代性历史有深切体验认识的作家，并不是在简单的社会总体性观念中推导出文学艺术表达的观念。
　　
　　比如鲁迅这样的作家，在其社会理念与艺术表达之间，并不是简单等同的，可能包含着明显冲突与裂痕。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冲突分裂是在现代性之外，而是同此表明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也就是说，文学的历史化尚未形成概念化体系，主要是基于社会变革的需求，文学的历史化实际是借助现代性之手，使自身从传统的小天地解放出来，获得巨大的社会功能。但作家的表达意愿并未受到观念体系的强制指令，文学写作依然是个体行为，通过外在化的社会传播才具有了集体效应。这种历史合力的形成是自觉的、自发的，它在现代性规划中自然地形成并产生相对的作用。
　　文学叙事的历史化标志着现代性的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已经趋于成熟，并且有效地反映在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方面。叙事文学在较大的社会背景上来反映生活发展动向，强调在完整的时间跨度内来表现生活，在广度、深度和复杂度方面都有显著拓展。文学被历史化的同时，也历史化了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文学以特定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进步与落后，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这些二元对立范畴建立了一整套评价生活的价值体系，并且隐含了明确的社会发展观念。
　　显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性观念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形成整体认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有清晰理解。反映在文学观念方面，则是以特定的社会发展理念来把握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显然，从革命文学的产生及其取得文化（审美）领导权，可以看到文学叙事的历史化达到一个充分阶段。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的革命文艺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社会主义文艺在中国迅速取得全面的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讲话》奠定的理论基础。《讲话》思想丰富而明晰，最核心的是解决了文艺家的"世界观"问题。
　　
　　参见《中华文学通史》，第七卷，第十七章，由温儒敏执笔部分，华艺出版社，1999年，第99页，第100页。
　　
　　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就是文艺创作的首要问题。《讲话》强调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作家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作家只有转变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作品。世界观的转变也就是历史的转变，作家／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中脱离出来，重新植根于工农群众的历史中，才能写出人民群众的革命史。在这里，书写历史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化地书写的问题。世界观也就是历史观，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如何建构人民群众的斗争史，这就是革命文艺首先面对的本质问题。  
　　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不少作家都表示经历过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立场转移到工农兵群众方面，这对于他们创作反映革命斗争实践的作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参见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参见《梁斌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9-40页，第24页。
　　
　　通过作家／知识分子转变世界观，革命文艺的历史化的伟大工程也就全面展开，并取得丰硕成果。从解放区到建国初期，涌现出一大批反映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例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罗广斌的《红岩》，等等，这些作品都以壮阔的时代背景展开叙事，完整地描述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过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取得革命的胜利。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为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创建党和人民斗争的历史而不懈努力。这个时期的文学可以说是最富有历史感的，这种历史叙事是在明确的历史总体性认识的指导下展开的，历史的本质规律已经被规定得非常清楚。革命现实主义的本质规定，就在于它具有历史元叙事的特征。"元叙事"决定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建构的历史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因而元叙事也是一种还原性和复制性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