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儒学多年并以此而成名，但却不得其门。说什么时代发生变化，儒学过时了。仅凭这一句就知道其无知的程度。圣人言语是帮助人们磨镜的，并不是镜本身。将儒学当成文物一样去研究，能不过时吗？儒家所遭到的破坏极大，想找到一个好老师都很困难。修道者太少，“研究”者、“诠释”者和想对它“创新”的人太多，这些人能“总结”善“观测”，说起儒家的特点来总是滔滔不绝，但内不能修身，外不能成就事业，这种人对儒家没有益处。现在所谓的“创新”者恰恰是要把它学术化，变成一种僵化的理论体系，这种“创新”的影响将极其恶劣。儒家并不是什么人创造出来的，而是随时就事对“道”的表述，只有应变而不存在创新的问题。即使讲应变，也必须在“心通乎道”的基础之上。古之贤者对圣人之学从来不轻易言变，而现代一些人不知深浅却轻言创新，这也是目前学术状况的写照。横渠先生曰：“学未至而好语变者，必知终有患。盖变不可轻议。若骤然语变，则知操术已不正。”如果能做一些具体的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工作，比挖空心思地“创新”不知要强多少倍？与其轻言道体、满口儒家，不如在具体问题中论道。
四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目前的学术套路是怎么形成的？是市场决定学术机构的存在？还是学术机构及学者的大量存在形成了学术市场？学术市场已自成体系，完全脱离于社会实践，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养了一批玩游戏的学术人，他们要比个高低，而比赛规则就是所谓的“科学”和国际套路。他们用“科学”方法观察到成功人士便秘的比例比非成功人士要高，就用“科学”方法分析二者的关系，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便秘和成功有一定的关系。他们把这样的科学论文发表之后，也成了成功人士，能够吃高级食物，开始便秘，这更坚定了他对“科学”的信心。他们坐在马桶上会想下一个问题：便秘的严重程度和成功的高低是什么关系？便秘和成功这样的两难选择应该怎样解决？这种思考导致了《便秘与成功》专著的出现。这就是目前的学术状况。
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目前状况下实际上是同一群体，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利。学者们每天都在生产大量的学术论文，但真正的读者还是他们自己，他们读论文的目的是为了生产自己的论文。垃圾越造越多，靠其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多，形成独立的生产、消费圈子。由于存在这种“自循环”的圈子，学术期刊越来越多，杂志越办越厚，但仍不能满足学者们的要求要求。知识分子将“自循环”现象的原因归咎于民众的理论修养低，但却很少反思自身。自己在玩一种无用的学术游戏，又希望所有人都跟着一起玩，这实在是强人所难。知识对社会的作用虽然越来越小，但对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之间恶性竞争，比赛谁生产的垃圾多，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被社会唾弃。
学术圈的分工很奇怪，外国人生产，中国人学习（抄袭）并运用，谁最先学到谁就最理直气壮。现在一些学术名家指责学术界流行的抄袭现象，但谁是始作俑者？学术名家的“学习工夫”已被青年学子掌握，后者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给名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实际上都是书虫，只不过有大有小而已。
五
近日翻了一下微观经济学，完全的数学化，很失望。依靠这样的东西怎能把握现实？现在的教育不但不能提高学生的洞察力，反而消解了学生这方面的能力，给他们套上了思维枷锁。洞察力是直观，是对整体的把握，没有物我之分。现在的学术框架在这方面极其欠缺，甚至可以说是瓦解人们固有之灵性。拘泥于名、式，静止而僵化，以偷窥为事，以希奇为能，视而不察，思而不明，研而不究。为文干瘪无力却号称学术风格，洋洋几十万字不能有一字之用却标榜为科学态度，自我封闭、自绝于大众却自视为遵循研究规范。我看到一则寓言很有意思：有一个愚人被箭射中，但他并不急于将箭拨去，而是去研究以下问题：箭头是铁制的还是骨制的？箭杆是竹的还是木的？箭射来的方向和角度怎样？现在的“研究迷”也是这样，他们听到狗屁声不是马上躲开，而是用鼻子和“科学”证明狗曾经吃饱了，以致于越熏越迷。经济学教材告诉人们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训练思维，看了很别扭。如果学术训练就是将正常人训练得听到了屁声而没有本能和直觉的反应，这种训练要它何用？
“研究迷”越来越多，但大多是一些生活在垃圾中的蛆虫，与一般蛆虫不同的是，这些蛆虫消耗垃圾并不能改善环境，而是为了生产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垃圾。他们号称是经济、社会的诊断者，但他们真的能当医生？他们早已丧失了判断能力，只有“理论的”见解，只会咀嚼各种理论，根据不同的理论得出不同的结论。当病人问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的时候，这些医生反而埋怨病人的品位太差，竟然不知道自己选择理论来确定自己的病。还有一种“医生”，他将某种理论搞得滚瓜烂熟，无论什么人看病，他都拿出这套理论，千方百计地说服病人相信，并让他们接受类似于“休克疗法”之类的东西。学者们的确不是不学无术，但却是学而无术。
有人分析了这种学而无术的状况产生的原因：学术机构的大量存在形成了自己放屁自己闻的圈子；学科的分化是使庸才可以躲在自己的巢穴发出据说是音乐的怪叫；类似于小孩比赛谁尿得高的学术竞争将真正的大家排斥在外。这种概括虽然偏激但却触及了问题的本质。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学术恶习与腐败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悲的是我们的学者，他们沦为学弊的工具，但却自以为是在从事崇高的事业。
六
对于西方的学术垃圾，学术界所遵循的原则是捡而不偷。王铭铭是一个又偷又捡的学术家，虽然偷垃圾是错误的，但捡垃圾的“功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公正”态度。人类学是什么？它实际上产生于“类人学”，少数猴毛还没有褪尽的“文明人”将其它地方的人都看成“类人物”，以“文明”人的优越和好奇去研究他们，由此产生了人类学。我们可悲的学者学会了“文明”人的耸肩方式之后马上就去研究其同胞肩膀的结构，其研究成果是，“某某结构”、“某某格局”决定了这些“类人”不能正确地表达“无可奈何”，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无可奈何”的情感。“差序格局”的概念由于被西方人认可而被国内学者推崇，但它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猴子中心主义”者看到人穿衣服永远不会理解其中的道理，只会对穿衣服这件具体事情好奇，它搞不清楚人为什么有时候穿得多有时候穿得少，也搞不清换衣服的意义，它们在不同的时候观察人类会概括出不同的概念。“差序格局”是在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好奇”，由于遵循特殊的学术路线，正常与非正常、合理与非合理都包含在这一概念中，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极容易走向极端。“差序格局”不是中华文化的表现，而是在刻意“观察下”而显现出来的现象。我常想，为什么在国内只有“人类学”者和研究东方文化的人才能成为世界著名学者？这一问题与以下问题非常相似，即为什么动物只有按人的方式表演才能成为动物明星？没有动物的面孔，没有人的表演方式，就不会成为动物明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早已被咀嚼得毫无滋味，但“民族的”怎样成为“世界的”？这个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