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与云梦泽(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我们根据《子虚赋》推定的这个“云梦”范围,却可以包括先秦史料中所有有地望可推的“云梦”。《左传》宣四年在郄地的“梦”应在今云梦县境。昭三年的“江南之梦”亦即定四年的“云中”,应在郢都的大江南岸今松滋公安一带。《招魂》的“梦”在庐江之南,郢都之北,约在今荆门县境。也可以包括所有下文将提到的,在古云梦区范围内见于汉代记载的地名:云杜县在今京山、天门一带;编县故治在今荆门南漳之间;西陵县故治在今新洲县西。这些地方都是非云梦泽的云梦区。云梦泽见于汉以前记载的只有华容县一地,也和《子虚赋》所述广泽在云梦的南部符合。

    春秋战国时的云梦范围如此广大,估计东西约在八百里(华里)以上,南北不下五百里,比《子虚赋》所说“方九百里”要大上好几倍。实际“方九百里”应指云梦泽的面积,司马相如在这里也是把云梦和云梦泽混为一谈了。

在这么广大的范围之内,并不是说所有的土地全都属于“云梦”;这中间是错杂着许多已经开发了的耕地聚落以及都邑的。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在这个范围内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商周遗址①。见于记载的,春秋有轸、郧(*[云阝])、蒲骚、州、权、那处,战国有州、竟陵等国邑②。《禹贡》荆州“云梦土作乂”③,就是说这些原属云梦区的土地,在疏导后已经治理得可以耕种了。汉晋吋的云杜县,也有写作“云土”的,当即云梦土的简称。云杜县治即今京山县治④,辖境跨汉水南北两岸,东至今云梦,南至今沔阳,正是云梦区的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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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京山屈家岭、京山石龙过江水库、京山朱家嘴、天门石家河、武昌洪山放鹰台、汉口岱家山盘城等;商周遗址有黄陂盘龙城、洪湖瞿家湾等。

  轸、郧、蒲骚、州见《左传》桓十一年,*[云阝]见宣四年,权、那处见庄十八年。轸在今应城县西。郧(*[云阝])在今云梦县。蒲骚在今应城县西北。州在今洪湖县东北。权、那处在今荆门县东南。州见《楚策》。竟陵见《秦策》,在今潜江县西北。

      “云梦土”今本《尚书》作“云土梦”。古本或土在梦下,或梦在土下。二者哪一种符合于《禹贡》的原文,是一个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这里用不着详辨,我们认为应该是土在梦下。

      汉云杜县故城,即今京山治;约汉魏之际移治汉水南岸今沔阳县沔城镇西北。《后汉书·刘玄传》注、《通典》、《清一统志》等并作汉县即在沔阳,误。别有考。

 

    这一地区本是一个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早已得到相当开发的区域,其所以会迟至春秋.我国时代还保留着大片大片的云梦区,那当然是由于楚国统治者长期霸占了这些土地作为他们的游乐之地——苑囿,阻挠了它的开发之故。因此,春秋战国时楚都于郢,而见于记载的郢都周围今湖北中部江汉平原一带的城邑,反而还不如今豫皖境内淮水两岸那么多。

    云梦游猎区的历史大致到公元前278年基本结束。这一年,秦将白起攻下郢都,楚被迫放弃江汉地区,举国东迁于陈。从此秦代替楚统治了这片土地。秦都关中,统治者不需要跑到楚地来游猎,于是原来作为楚国禁地的云梦被开放了,其中的可耕地才逐步为劳动人民所垦辟,山林中的珍禽猛兽日渐绝迹。到了半个世纪后秦始皇建成统一的封建王朝时,估计已有靠十个县建立在旧日的云梦区。因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南巡“行至云梦”(指安陆县的云梦城,即今云梦治,详下),仅仅望祀了一下虞舜于九疑山,便浮江东下,不再在此举行田猎。此后九年(前201年),汉高祖用陈平计,以游云梦为名,发使者告诸侯会于陈,诱使韩信出迎被擒(《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这一次所谓出游云梦,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云梦游猎区罢废已将近八十年,早就面目全非,哪里还值得帝王们路远迢迢赶到这里来游览?

    先秦的云梦游猎区到了西汉时代,大部分业已垦辟为邑居聚落,但仍有一部分山林池泽:大致上保持着原始面貌。封建王朝在这里设置了专职官吏,对采捕者征收赋税,这种官吏即被称为云梦官。云梦官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有两个:一个设在荆山东麓今荆门、南漳之间的编县,一个设在大别山南麓今麻城、红安、新洲一带的西陵县①。又,东汉时云梦泽所在的华容县设有云梦长,见应劭《风俗通义》,这很可能也是秦汉以来的相传旧制,而为《汉书·地理志》所脱载。编县的云梦官一直到西晋时还存在(见《晋书·地理志》)。估计云梦区的全部消失,当在永嘉乱后中原流民大量南移之后不久。

以上指出汉晋人对《左传》、《国策》、《楚辞》中“云梦”所作的注释是错误的,阐明“云梦”是一个包括多种地貌,范围极为广阔的楚王游猎区,“云梦泽”只是“云梦”区中的一小部分,并大致推定“云梦”区的地理范围及其消失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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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两“官”字俱误作“宫”。洪迈:《容斋随笔》、王应轔:《玉海》皆引作“官”,本志南海郡有洭浦官,九江郡有陂官、湖官,知作“官”是。



二、云梦泽在什么地方

 

    作为先秦九薮之一的云梦泽,在《周礼》、《尔雅》等书中只说在荆州,在楚地,没提到它的具体位置。汉后有多种说法,随时在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两汉三国时代,或作在江陵之东,江汉之间,或作在华容县境。前者如《史记·河渠书》载,春秋战国时的楚,曾“通渠汉水云梦之野”,这是说从郢都凿渠东通汉水,中间经过云梦泽地区。又,同书《货殖列传》论各地风俗有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指明云梦在江陵之东。后者如班固《汉书·地理志》、应劭《风俗通义》都说云梦泽在华容南,并且还指明这就是《职方》的荆州薮。郑玄《周礼》注、高诱《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注、张揖《汉书音义》(《文选·高唐赋》注引)、韦昭《汉书音义》(《汉书·高帝纪》注引)都说泽在华容而不及方位。《水·.禹贡山水泽地》作泽在华容东。华容故城在今潜江县西南①,正好在江陵之东,大江、汉水之间,所以这二说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华容在汉代是南郡的属县,所以《后汉书·法雄传》说:“迁南郡太守,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这个泽直到东汉末年犹以见在的泽薮见于记载,建安十三年曹操赤壁战败后,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里作“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在《太平御览》卷一五一引王粲《英雄记》里作“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路”,二书所记显然是同一事件,正可以说明云梦泽在华容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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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一统志》谓在监利县西北.今按:《左传》昭公七年杜预注云,章华台“今在华容城内”,《括地志》台在荆州“安兴县东八十里”,安兴故城在今江陵县东三十里;《渚宫旧事》注台在江陵东百余里;以方位道里计之,则台与县故址当在今潜江县西南。若监利县西北,则于江陵、安兴为东南而非东,去安兴当在百里以上矣。

 

    《水经注》虽然是南北朝时代的著作,其所采辑的资料则往往兼包前代,关于云梦泽的记载,其中有一段即与两汉三国说基本相同,只是未著所本。《夏水注》在经文“又东过华容县南”下接着写道:“夏水又东径监利县南,……县土卑下泽,多陂池;西南自州(当作“江”,见杨守敬《水经注疏》)陵东界,径于云杜、沌阳,为云梦之薮矣。”监利县,孙吴置而旋省,晋太康中复立,故城在今县北,汉晋华容县治东南。云杜县,汉置,治今京山县治,魏晋之际移治今沔阳县西。沌阳县,晋置,故城在今汉阳县南。这里所述云梦位置比上引汉魏人所说来得详细,但在江陵之东,江汉之间,在华容县治的南方和东方是一样的。

    这种通行于两汉三国时代的说法,不仅时代距先秦不远,并且与《子虚赋》里所说平原广泽在“缘以大江,限以巫山”的云梦区的南部也是符合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说法,先秦云梦泽正该在这里。当然,先秦时代与两汉三国时代可能稍有不同,但差别不会很大。

    二、从西晋初年的杜预开始,云梦泽就被说成是“跨江南北”的,(《左传》昭公三年、定公四年注),在江南的就是巴丘湖亦即洞庭湖,在江北的在当时的安陆县即今云梦县境。

    江南的云梦泽,杜预在其《春秋释例·土地名》昭公三年“江南之云梦中”条下说:“南郡枝江县西有云梦城,江夏安陆县东南亦有云梦城。或曰:南郡华容县东南有巴丘湖,江南之云梦也。”杜预是认为春秋时江南江北都有云梦泽,又知道江南的枝江县江北的安陆县都有一个云梦城,但其地都并没有泽,而巴丘湖即洞庭湖位于华容县的东南方位,是一个大泽,有人认为就是江南的云梦泽,他便采用了这种说法,但又觉得没有把握,所以加上“或曰”二字。

    杜预的说法能否成立,是否可信?

    首先我们要指出:《左传》昭公三年的“江南之梦”、定公四年在江南的“云中”,从《左传》文义看来,都应该是山林原野而不是湖沼水泽,这一点上文业已阐明。再若,郑伯到了楚国,楚王和他一起“田江南之梦”,这里的梦当然应该在郢都附近的江南今松滋公安一带,不可能跑到老远的洞庭湖那边去。所以杜预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春秋时云梦游猎区虽然跨江南北,江南北都有,但云梦泽则不然,江南并没有云梦泽。到了战国,《国策》、《楚辞》都既见云梦,又见洞庭,洞庭在江南是很明显的,但绝无洞庭就是云梦的迹象。

    再者,把位于华容县东南方位的巴丘湖作为云梦泽,表面上似乎符合于《汉志》、《水经》等汉魏人的说法,其实不然。《汉志》、《水经》所谓在某县某方位,都是说的就在这个县的辖境之内。而从《汉志》沅水至益阳入江(牂柯郡故且兰)、资水至益阳入沅(零陵郡都梁)、澧水至下雋入沅(武陵郡充)看来,洞庭湖显然在长沙国益阳、下雋县境内,不属于南郡的华容。可见《汉志》、《水经》中的云梦泽,不可能就是,也不可能包括洞庭湖。巴丘湖即云梦泽之说,显然是一种不符合于先秦两汉古义的,魏晋之际新起的说法,这一方面是由于读古书不细而妄加附会所致,一方面也应该是由于当时洞庭湖的宽阔浩渺已远过于日就堙灭的云梦泽之故。

    杜预在“或曰”之下提出这种说法,还比较谨慎。到了东晋郭璞注《尔雅》,就干脆用肯定的口气:“今南郡华容县东南巴丘湖是也。”《尚书》伪《孔传》也说“云梦之泽在江南”,指的当然也是洞庭湖。从此之后,南朝几种《荆州记》都跟着这么说(《初学记》卷七《御览》卷三三引);《水经夏水注》在正确阐述了云梦之薮的所在地区(见上文)后,还是引用了郭说而不加批驳;《元和志》在巴丘湖条下也说是“俗云古云梦泽也”(岳州巴陵县);洞庭湖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这一谬说,竟成为长期以来很通行的一种说法。

    江北的云梦泽在今云梦县之说,杜预除在上引《春秋释例·土地名》中提到了一下外,又在《左传》宣公四年“*[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句下注称“梦,泽名。江夏安陆县东南有云梦城”。这是因为他既把“梦”解释为泽名,但在安陆①一带又找不到一个相当的泽,所以只得指出县东南有一个云梦城,意思是说既有云梦城在此,春秋时云梦泽亦应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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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说汉晋安陆故城即今安陆县治,一作在今安陆县北,皆误。据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大事记》,并经湖北省博物馆调查,可以确定今云梦县城东北郊的楚王城废址,即汉晋安陆县故城。

 

杜预所指出的云梦城是靠得住的。此城地当南北要冲,上文提到的秦始皇南巡所至云梦应指此,东汉和帝、桓帝两次因南巡章陵(今枣阳东,东汉皇室的祖籍)之便所到的云梦亦应指此(《后汉书·本纪》永元十五年、延熹七年)。到了西魏大统年间,便成为从安陆县分出来的云梦县的治所①。但他认为春秋时有云梦泽在这里是靠不住的。不仅他自己无法指实泽在哪里,上文业已指出,从《左传》原文看来,春秋时这里是虎狼出没的可以从事田猎的场所,也不是沼泽地带。可是杜预这种说法到唐宋时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杜预只说这里有一个云梦城,没有说云梦泽还见在。唐宋时则云梦城附近确有一个泽就叫做云梦泽。这个泽在安陆县东南五十里,云梦县西七里,阔数十里,见《括地志》(《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元和志》、《寰宇记》。《通鉴》载晋天福五年晋兵追败南唐兵于安州(治安陆)南云梦泽中,指的也应该就是这个泽。但这个泽被命名为云梦显然是杜预以后的事,否则杜预注《左传》,就该直说泽在安陆县某方位,不该只提云梦城不提云梦泽。这个杜预以后新出现的“云梦泽”,当然和先秦列为九薮之一的云梦泽完全是两码事。

三、杜预还只说云梦“跨江南北”,江南江北各有一个云梦泽。从郦道元开始,便把他所看到的见于记载的所有“云梦”都看成是连成一片的云梦泽的一部分。这种看法为后人所继承,到了清朝,随着考据学的发展,有关云梦的史料搜集得日益齐备,云梦泽的范围也就愈扩愈大,终于差不多把整个江汉洞庭平原及其周遭部分山区都包括了进去。这本来应该是古代云梦游猎区的范围,却被误解为:二千几百年前的云梦泽薮是如此之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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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城在今县东南约十里,据《元和志》,唐云梦县治(即汉晋云梦城)北去安州(治安陆)七十里,而《寰宇记》中的云梦县,在安州东南六十里。与今县同,故知唐以前故城去今县约十里。据湖北省博物馆调查,今云梦县城在汉晋安陆县(楚王城)西南郊,而《左传》宣四年杜注乃云云梦城在安陆县东南,故知故城应在今县东南。

 

    郦道元在《水经夏水注》里搜集了四种关于云梦泽方位的资料:第一种就是上面提到的符合于先秦古义的西至江陵东界、东至云杜、沌阳说;第二种是韦昭的华容说;第三种是郭璞的巴丘湖说;第四种是杜预的枝江县、安陆县有云梦说(杜注原文两处“云梦”下有城字,郦引脱落)。郦在一一称引之后,却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也不知道韦说与第一说实质上并无差异),所以最后只得用“盖跨川亘隰,兼包势广矣”二语作为结束。意即诸家的说法都不错,但都不全,应该是从云杜、华容到巴丘湖,从枝江到安陆,到处都有云梦泽。这是最早的兼包势广说。

    唐孔颖达的《尚书疏》和宋蔡沈的《尚书集传》,承袭了郦道元的兼包说,然而他们所看到的资料并不比郦道元多,所以他们笔下的云梦泽也不比郦说大。孔综合《汉志》华容南、杜预枝江县、安陆县、巴丘湖和“子虚赋”“方八九百里”(按原文无“八”字)三项资料,结论是“则此泽跨江南北,每处名存焉”。蔡又以杜预、孔颖达为据,结论是“华容、枝江、江夏安陆皆其地也”。

    到了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他注意到了《汉书·地理志》编县下“有云梦官”四字,又根据荆门(古编县地)西北四十里有云梦山,当地有“云梦之浸,旧至于此”的传说(承天府、荆门州),把云梦泽扩展到了荆门,得出了“今巴陵(洞庭湖所在,今岳阳)、枝江、荆门、安陆之境皆云有云梦,盖云梦本跨江南北,为泽甚广,而后世悉为邑居聚落,故地之以云梦名者非一处”的结论(德安府安陆县)。

    稍后于顾氏的胡渭著《禹贡锥指》,才把《汉书·地理志》一个云梦泽、两个云梦官、《水经夏水注》所引四种资料和《沔水注》里提到的云杜东北的云梦城合在一起,把云梦泽的范围扩大到了“东起蕲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那么一个最高峰①(卷七)。

    此后诸家有完全信从胡说的,如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三)。但也有不完全信从的,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八下)、齐召南《水道提纲》(卷一三)、  《清一统志》(德安府山川)和杨守敬所绘《春秋列国图》、《战国疆域图》;他们大概都觉得胡渭所说的范围过于广阔了,各自酌量予以减缩,而取舍又各有不同。

    所有各种兼包说不管包括了多大范围,他们都不问史料上提到的云梦二字能否作泽薮解释,也不问该地的地形是否允许存在大面积的水体,也不问后起的说法是否符合于早期的史料,所以他们的结论都是错误的。胡渭说包括的范围最大,错误也最大。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过去千百年来对先秦云梦泽所在所作的各种解释,只有汉魏人的江陵以东江汉之间的说法是正确的。晋以后的释经者直到清代的考据学家把云梦泽说到大江以南、汉水以北、或江陵以西,全都是附会成说,不足信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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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草,洞庭湖的南部。“东抵蕲州”是因为胡渭以蕲州(今蕲春县)为汉西陵县地。今按:汉西陵县治在今新洲县治西,辖境相当今新洲、红安、麻城三县及黄陂县一部分地;迤东今黄冈、浠水、罗田、蕲春等县在汉代系邾、蕲春二县地,不属于西陵。所以按照胡氏的兼包法,“东起蕲州”这句话也不能成立。



三、云梦泽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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