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召开的苏共"20大"及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合起来实为一次小规模苏东剧变（以下简称为小苏东剧变），它对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无独有偶，30多年后的大规模苏东剧变（以下简称为大苏东剧变）又以更强的力度冲击了此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两位最高领导人对他们碰到的苏东剧变均极重视，对有关问题都做了一系列分析预测并提出了各自的对策措施且加以坚决的贯彻落实。目前，新世纪刚刚开始，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发展的重要关口，在这一特定时刻，对毛邓两位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有关各自碰到的苏东剧变的决策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鉴于此，笔者遂主要根据大陆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毛选》（第5卷）和《邓选》（第3卷）撰得此文以求教正。

一、 　　毛邓对苏东剧变的认识比较：

共同点是两人均极重视且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与判断，但与此相比，两人的不同点更为突出，以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全局性的质的差异，具体如下：

毛对小苏东剧变看得很重，如认为这一年是"多事之秋"，"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1]匈牙利事件则是"全国性大乱子"，[2]等等等等。很自然地，毛称其为"坏事"、"乱子"，[3]并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闹事。[4]而对之所以发生小苏东剧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则认为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并认为，这说明"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5]他还进一步认为，这是由于二战以后，苏共和东欧党都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6]最后，毛把这一切都归结到苏共"20大"反斯大林，认为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7]因此，毛对苏共"20大"很不满，特别是对苏共"20大"反斯大林不满，并多次表示要就此以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与苏联"扯皮"、"抬杠子"，"臭骂他（苏联）一顿"，"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等等等等，[8]总之是要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

而邓对规模和影响都属极大的大苏东剧变的态度则与毛当年对小苏东剧变的看法截然不同。首先，邓对大苏东剧变并不看得很重，并明确指出，"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9]其次，邓对大苏东剧变未简单定性"戴帽"，并一再指出，"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10]并进一步要求"少管别人的事"，[11]"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2]并特别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3]对于大苏东剧变之所以发生，邓则认为"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4]



二、 　　毛邓对国内相关事物的认识和举措


由外及内，毛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也是越来越严重。初时还认为因城乡政策正确，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象匈牙利那样"党政军都搞垮"的事，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15]但不久后就认为国内可能"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16]后又进一步认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7]如果形势有变化，则"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18]另外，学者教授、大学生、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中间，也有"动摇分子"，也有要出洞的"蚂蚁"和要出来的"乌龟王八"。[19]他对知识分子特别不放心，多次提到"学生娃娃"要闹事，"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不少"，[20]反右中和反右后又进一步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在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不如右翼知识分子，并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导致了严重后果的敌性用词。[21]他还认为全国大概有"六千万人"，"是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当时全国只有六亿人口）。[22]

形势如此严重，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呢？毛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23]再有就是"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一套干部"。[24]

基于以上判断和分析，毛认为国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即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25]至于"左"，毛则认为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只是看问题的方法有片面性而已，首开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之恶例。[26]因此，要反修反右，要重视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27]"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8]"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尾巴不要翘得太高"，[29]要改造知识分子，要抓意识形态，要抓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30]要发动群众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并认为用这个办法（指"四大"），就可以避免波匈事件了。[31]而最严重的是，毛明确提出党的"8大"对我国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概括和判断是不对的，并认为"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32]因而主要任务自然就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要进行阶级斗争了。显然，毛的这一错误看法，为今后的一系列错误乃至"文革"动乱的错误发动奠定了基础。



三十多年后，邓在大苏东剧变发生后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与毛当年相较大不相同。首先，邓对国内形势的发展相当有信心，而其根源则是由于对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成果有信心。在大苏东剧变初露端倪时，邓即认为"中国大有希望"，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他还明确指出，"这十年的成绩""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33]在大苏东剧变高潮中和剧变结束后不久，邓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34]相应地，邓对国内各个阶层也有信心，"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特别与毛不同的是，邓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35]基于以上认识，邓明确指出，"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并强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6]由这一根本出发，邓很自然地把那些阻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左"的东西视为中国的主要危险。他强调"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明确指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37]由此出发，邓一再强调"关键是发展经济"，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