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吴简中有“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这样的纪年简。最初我们认为，这说明孙权在曹丕代汉以后，表面遵奉曹魏正朔，实则仍旧奉行建安纪年[1]。这个观点，是可以得到文献证实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有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此条下曰：“按建安尽于二十五年，此称二十七年者，以接吴黄武改元之岁也。……吴未改元之前，仍称建安之号，故是书止于二十七年。”此外，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于建安二十五年条下，也说：“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许嵩述江东事，孙权建号黄武以前，皆以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纪年。许嵩错误地把这几年的时间多算了一年，非常混乱，但是他关于江东奉行建安年号的说法总是很明确的。
　　以上的材料，足以佐成我们最初的观点。可是，最近我接触了一些铜镜铭文的资料，对于早先的意见产生了怀疑。
　　王仲殊在研究吴镜产地时，提到相当数量的出土吴镜[2]。这些铜镜基本上出土于孙吴境内，王仲殊认为也都是在孙吴境内由官府手工部門制造的。下面我举出其中涉及孙吴初年纪年的铜镜铭文若干条：
　　1）  同向式神兽镜，二枚，湖北鄂城五里坂吴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館，一枚的外区铭辞为：“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唐豫命作镜，大六寸，清冐，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侯王，子孙番昌。”两枚之中，有一枚的钮上刻有“上大将军校尉李周镜”，王仲殊认为这是后来加刻上去的。
　　2）  对置式神兽镜，湖北鄂城钢厂630工地吴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館。铭辞为：“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会稽师鲍作明镜，行之大吉，宜贵人王侯，□服者也□□，今造大母王三。”
　　3）  同向式神兽镜，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传长沙出土，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铭辞为：“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宫湅章乃而清冐，吉羊。”王仲殊认为，“元作明镜”，即“始作明镜”之意。这一年孙权都于鄂城，改名曰武昌。
　　以上三例，第二例中的黄初四年，难以令人接受其为孙吴制作。王仲殊解释道：“镜从鄂城吴墓中出土，铭辞中又明记为‘会稽师’所作，故应为吴镜无疑。《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孙权传记孙权虽于黄初三年十月抗魏而自立年号，改元‘黄武’，但不久又与魏文帝通好，至后年乃绝，故镜铭中有‘黄初四年’的纪年，这是不足为怪的。”可是，铭辞中的“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与史实不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黄初四年（黄武二年）五月应当是戊子朔，从黄武二年开始弃用四分历、改行乾象历的孙吴，黄武四年的五月，恰好是丙午朔。所以我怀疑，铭辞中的黄初当是黄武之误。
　　王仲殊所举第一例的两镜，后来收入湖北省博物館与鄂城市博物馆合编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3]，改称“重列神兽镜”，并说明1970年7月10日于鄂钢630工地出土，亦与王文不同。而王仲殊所举第二例，未见此书，看来不能算是可靠的资料。
　　《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收出土纪年六朝镜十六枚，收建安纪年镜五枚，其中并无建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的纪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只见两枚黄初二年镜。这是出土于吴墓、由吴人生产并且也由吴人使用的铜镜，并非专为北方生产而不得已使用黄初年号。因此，认为黄初年号确曾行用于吴地，应当是有依据的。
　　王士伦在《绍兴的古代铜镜》一文中[4]，介绍日人梅原末治编《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所载一枚绍兴出土的重列神兽镜，有“建安廿五年十月辛卯朔四日……郑豫作”铭文。可是纪年的月朔是错误的，建安廿五年十月应该是癸卯朔，而建安廿二年十月才是辛卯朔，二五易致混淆。我认为“廿五年”是“廿二年”的误释，而王士伦文章中还举出梅原末治编《绍兴古镜聚英》一书，也录有同地出土的“建安廿二年十月辛卯朔四日甲申郑豫作”的重列神兽镜（案辛卯朔，则四日当为甲午，疑释文误）。相信这两枚铜镜是同范所铸，日期和形制完全一致，铭文也应当一致。退一步说，即使建安廿五年纪年镜是可靠的，也存在着一种解释。比如，很有可能，孙吴并没有遵奉曹丕所改的延康年号，而且，在黄初二年八月（孙权向曹丕称臣）以前，孙吴也许的确一直在使用建安年号。
　　俞伟超先生为《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作序[5]，也列举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中若干吴国初年的铜镜，纪年涉及黄初二年和黄初四年。其黄初四年镜出土地点不明，铭辞作“黄初四年五月壬午朔十四日……”，月朔不对，疑亦是误释（疑当作黄武三年）。其黄初二年镜即前所引王仲殊之第三例。俞伟超先生注意到六朝纪年镜月朔干支多有不合，但是未予解释。我猜想，除了属于误释造成的扞格外，可能与铸镜时套用旧范有关，旧范中原有的纪年月朔干支被保留，而年号及年份则因需而改，就造成抵牾不通了。
　　综上所论，孙吴境内，确曾使用过黄初年号。那么，吴简及文献中又存在着相反的证据，如何理解呢？关于公元220年至222年之间孙吴所奉行的年号及其问题，我们应当从历史实际中去探寻。
　　我们知道，孙权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冬发动对荆州的袭击前，就与曹操联络，“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次年曹丕代汉，孙权仍然尊奉北方，黄初二年八月“遣使上章”，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三国志·魏书》卷一四刘晔传，注引《傅子》：“孙权遣使求降，……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同样还有一些记载，把孙权遣使结好曹魏，说成是称臣求降。《资治通鉴》也基本接受这种叙述。我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足以反映吴魏关系的性质。
　　曹丕从受降开始，就要求孙权送太子孙登为质，孙权推延不从，渡过了吴蜀战争的困难时期以后，遂于黄初三年（222年）十月与曹魏破裂。孙权建年号黄武，双方在江陵交兵，《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称为“孙权复叛”。《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吴主权传又说：“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也就是说，表面的称臣于魏的关系，一直到黄初五年（黄武三年）才终止。黄武三年夏天，张温使蜀，吴蜀同盟关系全面恢复，孙权才彻底结束了同曹魏的暧昧往来。
　　虽然《孙权传》说孙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可是行用年号这种事，恐怕更多地具有“外”的性质。现在的吴镜铭辞中，没有发现“建安二十六”、“建安二十七”这样的纪年，却有黄初二年的纪年。是不是据此可以推测，黄初二年至黄初三年十月这一段时间，孙吴的确是奉行黄初年号的呢？弃四分历、改乾象历，发生在黄武二年（黄初四年），似乎也可以作为这一推测的一个依据。
　　吴简及文献中建安二十六、二十七这样的纪年，是孙吴追述往事时，所采取的遮羞的办法。这也就是说，现有吴简中相关的纪年简，都是后来追述当年事务时所制作的，并不是真的黄武以前的简。文献中建安二十七年的纪年，便是由这一习惯做法所导致的。然而，建安二十七年（黄初三年），便是黄武元年，为什么吴简和文献不直接使用黄武元年，却要使用建安二十七年纪年呢？前面所举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这是把黄武年号的行用当作孙吴历史的开端，只记载黄武元年十月以前的历史，以建安年号作为其下限。这种做法，并不是韦昭个人的发明，很可能是孙吴官方的某种政策，因此才能够反映到吴简这样的地方政府财政文书中来。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中，报告了以下四简：
　　①     入吏所备船师梅朋建安廿五年折咸米六斛 （6-2263）
　　②     入□乡传卒付建安廿六年限米廿四斛  （6-1843）
　　③     入吏番观所备船师何春建安廿七年折咸米四斛  （6-2277）
　　④     其二斛八斗□昭勉□□陈晋黄武元年米  （6-2178）
　　以上①、③两简中的“折咸米”，王子今先生认为就是“折减米”，是仓米在储运过程中所发生的损耗，是一种合理损失[6]。看起来，把以上四简的内容都理解为事后追述，完全是说得通的。吴简中也有大量的例证，存在着隔数年而缴清有关税米、限米的情况。建安纪年简就属于这种情况。
　　可是，③、④两简的年份分别是建安廿七年和黄武元年，事实上是同一年。这种情况如何理解呢？我认为，吴简中的这一情况，可能与赋税缴纳的年度计算方法有关，也就是与政府财政年度的区分方法有关。黄初三年十月，孙吴建年号黄武，从财政年度上看，已经进入下一个年度，而秋收以前的可计入黄初三年（建安廿七年），此后的计入黄武元年，因此会出现对同一年的不同年号使用。这种情况，与韦昭使用建安廿七年以限断孙吴以前的历史，背景相同。同样的用法，史书中也很常见。比如《三国志·魏书》卷五后妃传述文昭甄皇后于公元220年一年之内的事迹：“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邺，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同一年记事使用两年号，就是出于历史限断的需要。
　　在没有年度计算方面的考虑时，年号的使用要随便得多。比如，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孙吴弩机一件，刻文作“黄武元年七月作师陈香臂师□李”[7]。案此年七月尚未有黄武年号，这些文字显然是后来刻写的。这种情况在文献中也许更常见。
　　孙权与魏决裂之后，对于自己曾经奉行黄初年号一定是有所忌讳的，何况与曹魏的敌对关系也不允许再在文书中提到这一年号，因此，在追述公元220至223年之间的往事时，使用何种纪年方法，一定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我认为，延长建安以衔接黄武，是孙吴官方的政策，在孙吴境内要普遍遵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文献上看到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纪年的来历，同样也是吴简中出现这些建安纪年简的原因。
　　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吴简中的建安纪年，反过来证明了现有的长沙吴简，在时间上并没有逾越孙吴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