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明史研究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本年度发表的明史专著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由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明代卷》的出版。该书不同于一般通史的史研究》2期）对福建家族的发展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明清福建家族的发展与包括海禁政策等一系列“外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徐晓望《明代福建市镇述略》（《史林》1期）则主要利用方志精神》（《史学月刊》第2期）详细叙述了明清商业文化中儒家伦理精神的多种表现，分析了儒家伦理精神渗透于商业文化中的原因以及商业文化儒家伦理化的社会影响。南炳文《明代文化特色浅论》（《历史教学》10期）对明代的文化总结出了七大主要的特色，并分析了明代能取得如此辉煌而特色鲜明的文化成就的原因以及其局限性。孟彭兴《明清太湖地区文化发展刍议》（《史林》1期）一文认为，太湖地区的文化积淀比较丰厚，在明清时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这一地区的文化又带上了时代的烙印。作者从人才、学术、艺术等方面对太湖地区的文化特征作了论述。徐新照《我国明代火器文献及其科学成就》（《学术界》年2期）则认为明代出现的十余种火器论著是我国和世界上火器科学技术系统理论最早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火器理论著作。文章对这些文献的概况、科学成就、历史和现实意义作了论述。
　　中外文化交流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利用大量外文资料论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Dudink)著，尚扬译《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史林》2期）一文则统计了明末清初十几种目录书籍，对其中所收的耶稣会士的作品及其分类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些西洋著作的目录并未显示出西学的影响，但可以说明耶稣会的著作在明末清初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乔凌霄《明清之际的文化心态与西学传播效应》（《安徽史学》2期）认为，虽然晚明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并未包括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但在中国科学技术从中古走向近代的历程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作者甚至认为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也作出了一些近代科技性质的成就。”但作者也承认西学东渐产生的变革是有限的。文章对西学影响在这一时期受到的制约因素作了考察。加拿大蒂尔贡、李晟文《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中国史研究》2期）主要利用了当时的耶稣会士留下的书信、笔记与报告，考察了他们携入中国的西洋奇器的数量、种类以及它们在传教士布道中的作用。文章一方面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还把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与在北美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比较，作者最后指出，虽然一部分天文、数学等方面的奇器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这些科技成果在明末清初的很多人手里，只是掌上玩物。
　　科举在明代社会各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年度，学者从较新的角度对这一传统课题进行了研究。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4期，冬之卷）对明代曾有“科第世家”之称的江西铅山费氏家族作了深入的考察，探讨了这一科第世家在明代出现的背景，崛起的因素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这种个案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明代科举制度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4期，冬之卷）则把明清的进士与人才之时空分布作了分析，通过大量的数字和图表，作者指出科举的中心也是人才的中心，前者的转移带来后者相应的变化。由此，作者提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作重新的评估。黄明光《论明代科举制度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