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河渠志》、杨继礼《皇明后纪妃嫔传》、陈懿典《庙祔十五王传》、《七太子传》、《汉庶人传》等。此外，南炳文《〈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考述》（《南开学报》4期），对民国稿本《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本书的作者及撰写时间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期）对《皇明史概》一书的编纂、体例与内容、史学价值以及作者朱国祯的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分析。谢贵安《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纂修考述》（《史学史研究》2期）则对明代正规的十三朝实录以外的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的修纂作了考察，指出，这些实录对于研究明代社会历史和明代史学史均具有重要的价值。杨绪敏《明清辩伪学的成立及古书辨伪之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99年4期），认为明清时期是辨伪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多方面详细论述了这一时期辨伪学的成就及影响。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辨伪学不仅有理论性的探讨，实践中多探索和创新，功绩卓著，影响深远。

　　在世纪之交的时期，关于明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回顾总结与展望之作。如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99年4期），陈长刚《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1991-1997）》（《中国史研究动态》99年7期）等，分别对各自领域在80、9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作了讨论。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南炳文所作《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2期）。作者把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分为本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文革”，与八十年代初以来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从史学理论，主要关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各阶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说，百年来明史研究的成就，首先是史观的进步，即唯物史观在明史研究中的运用，使明史研究成为科学；再者，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此外，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也取得了很大收获。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足以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另外，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正确公平的史学评论的开展，与中外史家互相交流息息相关。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相信学人自觉的反省必然为下个世纪的明史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