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时至今日,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成功于朱、王,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社会新阶层迭出,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人为代表。结合西学,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必须依靠西学，否则徒劳无功，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新儒家于宋明心学常投注格外的关怀,以心学为资源,创造性地更新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方面,贺麟(1902-1992)融合西学,开创"新心学",以黑格尔、斯宾诺沙理论对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作适应时代的再阐述,别具特色。他的主要论著有《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年)、《当代中国哲学》(1945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此文1941年8月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一期,收入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贺麟论文集《文化与人生》。)、《文化与人生》(1947年)、《论理学》(译著,1958年出版。斯宾诺沙原著。)
    一、无法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贺麟心仪儒学,但他没有将儒学视为一成不变的宗教信条。他以为若要保持儒家新生命,不至于被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就要对其进行大胆的更新再造。具体理由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的失调整,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源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 他以洗涤国耻的心情从事中国文化的更新事业。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才提出新心学的理论。新儒学、新心学之"新",指的就是对旧儒学的更新态度与更新结果。他说:
    儒家的思想,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现代以及今后的新发展而言,就其在变迁中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他承认,原型儒学是中国最旧的思想,总体说来与中国古代相适合,而与现代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理念距离。不过在变迁中,改造中,若其能适应新的精神需要,新的文化环境,又可能转化为"最新"的新思想。他认为，新儒家将是现代与古代的同一,最新与最旧的同一。他反对在中国实行文化的全盘西化,主张文化的接续,不主张传统的中断。他认为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必然有些行迹可疑。一个来历不明的思想,也必是可以令人怀疑的思想。凡是没有渊源的现代的崭新的思想,大都只是昙花一现,时髦一时的思想。"
    然而关于如何改造与更新中国传统,他却坚决主张外来文化的影响与介入。他对西洋文化输入及中国文化的命运有如下看法:
    西洋文化学术之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之输入好象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之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所以西洋文化之输入,无疑地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己,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考验,渡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沉沦,永不能翻身。"
    他强调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于中国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考验,惟其持"把握、吸收、融会、转化、充实"的态度,儒家思想才有希望,才能度过目下的危机,而不至于"死亡、沉沦,永不能翻身"。贺麟作为一名新儒家代表能提出以上的思想,实是难能可贵的。大凡新儒家为阐扬本国文化,常对西方文化采取苛求的态度,纵若曾积极宣传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梁启超也在1909年欧游归来之际,怀疑西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正在一起破产,西方正在等待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精神,去解脱他们于水火。贺麟不同,他依然以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与它的精神文明有关。西方文化自有它可以借鉴吸取之处。他相信,西方文化的输入不是"推翻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
    他举印度文化输入中国的史例说明,犹如佛教东来,使得中国文化获得新机会,出现新改造,展现新生机,西方文化也将促进中国文化展现朽木萌新的景象。西方文化不是洪水野兽。贺麟以积极的心态欢迎欧风美雨,欢迎西学东来。眼下,不是西方等待东方的精神拯救,相反,中国文化急待西学的浸润,以渡危机。这与梁启超不同,与梁漱溟也不同。他甚至认为对西方的基督教也应该学习吸收,取其精华。
    须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儒家之礼教本富于宗教之仪式与精神,而究竟以人伦道德为中心。宗教则为道德之注以热情,鼓以勇气者。宗教有精诚信仰,坚贞不贰之精神。宗教有博爱慈悲,服务人类之精神。宗教有襟怀旷大,超脱现世之精神。基督教实为西洋文明之骨干,其支配西洋人之精神生活实深刻而周至,但每为浅见者所忽视。若非宗教之知'天'与科学之知"物"合力并进,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之近代西洋文化。
    事实上是,西方文化包括两个不同的文化内涵,一个是近代自由、民主、科学精神，一个则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人文精神。近代中国偏重对前者的学习与吸收,而有意无意忽视乃至轻视后者。不知所谓西方文化既有其工具理性的一面,又有其心灵精神的一面,有关生命意义、人生哲学、人文态度等。贺麟肯定基督教,表示他对西方心灵精神的关注,从而使他在借石攻玉以开创中国新儒学时,具有更宽阔丰厚的外来资源的选择空间。
    他对"中国文化本位"另有己论:"我们无法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说法。因为文化乃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不能以狭义的国家作本位,应该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换言之,应该以文化之体作为文化的本位,不管时间之或古或今,不管地域之或中或西,只要一种文化能够启发我们的性灵,扩充我们的人格,发扬民族精神,就是我们需要的文化。" 在贺麟的心目中,文化是世界的,是人类的公产。中国文化之江流,只有融会到世界先进文化的的大海中去,方有进取求新的希望。这样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其积极意义。
  

二、新"知行"论
    新儒家向来对心学传统十分重视,贺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欧阳竟无、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汤用彤、冯友兰等人思想渊源,以为康有为虽思想多变,但一贯服赝陆王之学，谭嗣同也以陆王为依归。但他又评两人皆未能领略陆王本心精微穷观的工夫。梁启超也以陆王为是思想主体。章太炎提倡诸子之学,思想深刻而精微,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欧阳竟无融会儒佛,表彰陆王,成为一代大师马一浮兼备诗教、礼教、力学三种学问,为代表中国传统学说的仅存硕果。汤用彤学贯中西,通畅梵文、巴利文,在整理佛教史与玄学方面有独到之功。 事实上贺麟自己也同样服膺陆王之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尤致敬意。贺麟建立新心学,从很大的意义上说,发自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意义阐说与精神升华。 　　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名字可以说是分不开的。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