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说是阳明一生学问最重要的命题。贺麟既感叹阳明弟子徐爱早逝,未能将知行合一说作进一步阐扬与发挥,也感叹后世学者对这个重要命题注意不够:此后三百多年,竟然没有一个人对知行合一说作透彻的批评与考察,竟然找不到一个这方面的真正传人,实在可惜。他自认有承继传统的使命,立志作发挥知行合一精义的后世"代表"。
对知行合一理论,贺麟领会到的重要一点是知行不可分：
在时间上,知行不能分先后。不能说知先行后,亦不能说知后行先。""知行合一乃指知与行为同一生理活动的两方面而言。知与行既是同一活动的两面,当然是两者合一的。若缺少一面则那个心理生理的活动,便失去为心理生理的活动。
知与行原先是不可分的。即在概念上也不可分,即知行同义。贺麟所论,直指阳明本意。王阳明《答友人问》云,"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着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又说:"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若著实做学问思辩工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
贺麟对阳明说也有发挥：一方面时间上,知与行不分先后；另一方面从生理角度看,知行也是同步出现的一个生理活动的两个侧面。他形象比喻,知与行犹如人手之手背与手掌,动则齐动,止则齐止,合二为一,难相分离。"总之,照上面这种说法,任何一种行为皆含有意识作用,任何一种知识皆含有生理作用。知行永远合一,永远平行,永远同时发动,永远是一个心理生理活动的两面。最低的知永远与最低的行平行。'无知'与'妄为','盲目'与'冥行'永远是合而为一,相依为命。"
要理解知行说,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即如何去理解"知"。贺麟将"行"说成是"生理活动",而将"知"说成是"心理活动"。这样,"知"在贺麟那里便是心理与意识的同义词。一般而论,人们常将"知",理解为真知、真理,或说是良心、"良知"。这是说,先得认识真理,然后才有正确的行动。若是无"知",必然陷入盲人瞎马的悲哀。贺麟的"知"不局限为真知、真理的解释,而做"意识"解。他以为凡有生命之人必有意识,无时无意识。意识千种百有,有善之意识,有恶之意识,有深刻清明之知,有浅薄懵懂之知。一知发动必有行,无知导致妄为,最低的知与最低的行结伴,盲目则必有冥行相随。阳明说:
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后别立个心去恶。
阳明将见好色与闻恶臭皆视为"知"。这是他将知视为意识的表明。然而在其他场合,阳明又多将知与"良知"、"本心"联系起来: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如果说阳明对知解释，二义互存(主要指的是"良知"),那么,贺麟则取一义──知即意识,日常人间的平常意识。贺麟将"知"作如此理解是有道理的,他在"知"与"良知"之间,预设一个距离。想告诉人们:人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不断追求良知的心路。在必要的修养工夫之后,良知自然显示。以此良知,将可指导日常间的行为,展示有意义的人生。
在讨论阳明知行说时,贺麟又将阳明思想与朱熹思想进行比较。他论朱熹思想云:
第一、朱子认为不知而行,不穷理而言履践,不惟是冥行,至简直如盲人然,不知如何去行。他说: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践履？也只个空！又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
第二、朱子认为人之不能行善事,皆由于知不真切,若知得真切时,则不期行而行,而不得不行。……朱子论见得道理明,可以医疗行为的懒惰,可以养成坚卓不拔的人格一段,尤说得亲切:人之所以懒惰,只缘见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见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岂容更有懒惰时节耶？
由此,他对朱子总看法是:朱子知行论只限于'知行何以应合一'及'如何使知行合一'。但他没有涉及自然的知行合一的意义,没有王阳明"即知即行"的说法。朱子以学问思辨为知, 笃行为行,不容混淆,虽则知行可以相发,相辅,知可促进行,行可促进知,但知自知,知自行,界限分明。总之,朱子与阳明的根本区别是朱熹将知与行分为两个意思去理解,而阳明则强调知识与行原本没有分别。他认为,阳明知行合一的神髓在于知行无界限,"即知即行"。
前面说过,贺麟作为一个新儒家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即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以西方思想对中国儒学进行再阐述。他说:"首先提出身心平行论或合一论者,斯宾诺沙的看法:斯宾之意,以为知识方面陷入愚昧,则行为方面沦为奴隶。知的方面,只是些糊涂的经验,混淆的概念,行的方面便是被动,便是情欲的奴隶……若知的方面,进而为知人知物。对自然事物,对人的本性或情感,有了正确的科学知识,则行的方面,便有征服自然,自由自主,利己利人的行为。最后,知的方面为知天,则行的方面为爱天,对天有爱的知,则对天便有知的爱。 " 他又将阳明哲学与黑格尔思想结合起来思索，认定新黑格派思想与阳明思想常有异曲同工之处:
英国新黑格尔派的领袖格林对于知行合一或平行的看法,可略提纲要如下:格林先从知识方面着手来研究道德学。据他分析的结果,知与行的关系,是平行并进的。知的方面为活泼有力的印象,行的方面便有当下直接的冲动。有观念的知识与有动机的行为平行。知的方面有了自主的思想,则行的方面有了自由的意志。思想进展成为理性的系统,则意志进展为坚定的自由的人格或品格。由此足见他们两人的说法,实为表示知行平行并进的最好例子。
他认为,格林的思想特点是强调"知行平行",所谓"知的方面为活泼有力的印象,行的方面便有当下直接的冲动。"这一点正好与阳明相合。开展中西文化比较,贺麟为有功者。他在国外所学专长是黑格尔与斯宾诺沙,故回国后便以两外国学者思想说明王学,使现代中国学术阐述史为之改观。其实,用外国学说明本国思想,不乏先例。显要者便是佛教思想东渐后中国学者以佛论儒,使儒学获得新生命。如果没有佛教思想的浸润,也许历史上会少一个心学,少一个王阳明。不过以往中国学者借引佛教"不注出处",阳明引用佛教,而从不承认这一事实。这是中国学术史上,尤其是宋明学术的一个特点。贺麟不一样,他将西学融入儒学,便直指西学原典。
三、将阳明哲学树为立国精神
一个民族的思想精神现代化是其整体现代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一个国家要自立于民族之林,首先得自立其民族精神,熔铸一个既承继照应传统又适应新时代的崭新"立国精神"。贺麟这种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他本来就是抱着如此心情从事儒学研究,致力于阳明学说研究。问题是他要确立的"立国精神"究竟是什么。请看他以下的一段话:
我们融会贯通王阳明致良知的动的哲学和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以成立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或立国精神,足以胜过只窃儒家一片段王学,一部分的武士道或大和魂。所以蒋先生乃是从王阳明哲学之提倡,三民主义之实行,和新民族精神之发扬里,为对日抗战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而指示了民族复兴的途径,这可以是根据精神上文化上所谓知己知彼,再加上军事上的知己知彼,,以作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