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
    贺麟提到了蒋介石。事实上蒋确实是阳明学说的积极推行者。他说过:"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唯有'有得于己'的知,才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益于行。" 他又说,"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良知之知为内在的生而知之的知,而不是总理所指的'知难'的外求的困而知之的知。" 蒋以为知行关系中,"行"是第一需要的,故反复强调'力行'。而贺麟则支持蒋对阳明思想的承继,主张以阳明学为中国当前思想基础。蒋以力行思想为阳明哲学的精髓,对此贺麟表示赞同意见:
    蒋先生提出'行'或'力行'的思想,实足以发挥王学的真精神。盖阳明致良知之教,消极方面,实所以反对支离空疏的章句之学,积极方面,致良知就是使自家固有的良知,发为行为,使本心不受障蔽,立即实现出来。致良知即是使知行合一的工夫,力行即是使知行合一的努力。黄梨洲发挥王学宗旨云:'良知之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致字即是行字。''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字,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行也。'(见《明儒学案》卷首《师说》及卷十《姚江学案》)足见阳明致良知之教,其归宿即在一个行字。故蒋先生之行的哲学,其渊源于阳明,更显然无疑。
    他还将蒋与孙中山的阳明观作比较。他说:蒋思想的取境,不仅要发挥王学,"要继承总理遗教",而且又能看出阳明思想与"知难行易说"的贯通一致处。他还说,蒋已洞见到孙中山所讲的"知难行易"的知和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的知,意义虽有不同,但归根结底,"要人去行的一点,就是注重行的哲学之意是相同的 。"
    对于阳明思想,孙中山有以下论点:"总而论之,有此十证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阳明'知行一矣。'之格言,皆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孟子》'尽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也;惟以人之上进,必当努力实行,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故勉人以为其难。遂倡为'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于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为此说所误,而顿生畏难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 由上看来,孙中山提出独到的"行易知难"理论,言语中似在反对阳明"知行合一"论。
    贺麟如此理解孙中山"知难行易"理论:孙中山为反对当时有人持"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流行说法,不敢且不肯致力于"建国"实践而特为提出的。目的为说服国民不应被"行"之难吓怕,当致力于"行",努力建国。从表面上看,孙中似乎在反对阳明学说,但在主张力行这一点上,与阳明学说相合。贺麟进而认为,蒋对孙中山学说是真理解,最早将孙"行易知难"与阳明"知行合一"论融会贯通,求其同一,悟?quot;力行"精要的是蒋。既然孙中山主张力行的精神,蒋也主张此精神,那么批沙炼金,发扬光大阳明思想当有关中国精神建设的前途与大局。阳明思想 "于学术上求知,道德上履践,均可应用有效的学说。" 中国以阳明思想为主体,突出"力行"精神以建立中国民族新精神已成为当务之急了。这就是贺麟阐述阳明"知行合一"论得到的结果。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时至今日,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成功于朱、王,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社会新阶层迭出,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人为代表。结合西学,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必须依靠西学，否则徒劳无功，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