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处世及其生活作风的两个方面性格特征。他的一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在情感表达方式、日常生活小节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他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绝少掩饰。他吃饭很不讲究，时常只拈就近的菜碟，高兴了，想吃肉了，便来一碗红烧肉。建国后有一年夏天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时，他劝客人脱掉汗衫，而他自己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脚踏一双布制拖鞋，终于胡志明也“袒露着上身。两国领导人于是分坐两张沙发上，开怀畅谈。”这些不拘小节的本色，或许正是毛泽东那亲切真实、平易近人的方面，人们不会在伟人面前感到有压力，这种性格不仅使人感到容易接近，而且使人难于在他面前作假，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他的情绪风格感染。
　　在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富有文人情趣的了。他交了很多党外民主人士的朋友，有的还是“右派”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史素养，不少还是有名的专家学者，多少有点传统的士大夫气。他和这些“旧式”朋友“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却不多。他和他们一道纵谈古今，吟诗唱和，一派文人墨客气象。就是信物往返，也是高深典雅，智慧含蓄。1958年炮击金门时，章士钊曾给蒋介石写过一信。毛泽东对这位右倾朋友信中的话十分欣赏，如“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诸希珍重。”还有“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在与章士钊谈到大陆和台湾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就如《长恨歌》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3]
　　青年毛泽东曾潜心探求宇宙间的大本大源，企望以此正“人心”、救世界，这一思想或强或弱、或显或隐地影响着他的一生。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中写道：“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这里的大本大源究竟为何物？如果仅将本源解释成“宇宙真理”，毕竟有些云遮雾障。其实落实到具体事物上，大本大源就是“人心”，就是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等等，我们统称之为人格。的确，在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并探讨过这一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民性”的改造当作振兴中华的良方。在青年毛泽东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他那种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致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入手的救国图存的观点，一直表现得显明而强烈。
　　从救“心”、救“世”的大本大源观点出发，青年毛泽东将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人物分成为“传教”之人和“办事”之人。他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写道：“宋韩（愈）、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传教之人也。”


　　范仲淹，北宋仁宗的一位副宰相。他是一位政治家，“庆历新政”改革派的领袖，又是一位地位显赫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为人敬仰的人格道德楷模。他写《岳阳楼记》时对于他当时被罢相不置一句怨言，相反认为个人的进也好，退也好，个人利益得失不值得喜悲，而应该学习古之圣贤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远志向。史载“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从而矫正了一时的奢糜时尚风气，“中外想望其功业”。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谈到范仲淹为官砥砺廉洁，世人才“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终于改变了五代以来纲维横决的不良的风俗习气。为此，青年毛泽东才将他列为一心向往传教而兼办事的圣贤人格。
　　青年毛泽东对于曾国藩更是敬服，曾云：“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青年求学时，他就自觉不自觉地以曾氏言论为治学、穷理、修养的依据，膜拜之情，跃然纸上。在《讲堂录》中，他记下了曾国藩提出的修身、治学、治军、从政的“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为本，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熟读并记下的曾国藩格言中，便有“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就是按照范仲淹、曾国藩这种“传教”之人的言行行事的。他淡泊明志，简朴过人，力求以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生活问题，以腾出精力求索其理想。他不带盘缠，与同学外出乞讨游学，体察社会民情。他磨练身心，劳其筋骨，砥砺气节，强固意志。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虚伪”、“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赫然写进必须遵守的会章。出身农家的他深深懂得“成事”与艰苦辛劳是密不可分的，“不问耕耘，哪有收获”。这种带有禁欲色彩的自觉行为，目标是远大的、宏伟的、浪漫的，但实行起来却要付出十倍的勤劳，忍受百倍的苦痛。在这个意义上，青年毛泽东主张道德自律，同时也实践道德自律。正是在奋斗不息的劳苦实践中，理想与现实方达到合二为一，理想具有了可行性、操作性。
　　大本大源的探索，完美人格的追求，使毛泽东信奉精神力量的无以穷尽。作为一个时刻关注自己生命力量，凭借坚强意志向旧制度挑战的人，他以为首先必需立“人”，处理好“人格”与“事业”的关系。
　　在1921年1月给彭璜信中，他认为“救世”先要“救己“，二者关系犹如根本与枝叶、工具与事业的关系。“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与“功业”的关系，也就是早年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从人格向政治转化的逻辑。他公开自我解剖云：“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于人总是＠①＠①，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他认为“意弱”之人不仅要善于坦诚解剖别人，也要善于坦诚解剖自己，如此人格上才会不断完善，这就是儒家的“慎独”精神。
　　毛泽东继承了湖湘学所倡导的修身养性，有着极大的忍耐力、抑制力的精神，似乎有着曾国藩“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毅力。1945年他赴重庆谈判，住了44天，与蒋介石会谈10次。他本来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见蒋时，他绝不抽一支。这一细节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深感慨，他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他每天要抽一听烟（五十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竟一支不抽，对他的决心和毅力不可小视啊！”他就是以这种铁的毅力在艰难险阻中奋战了一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5年苏区丢失殆尽，但作为彻底的反抗者和挑战者的毛泽东并没有气馁，而是以更顽强的意志，更坚韧的精神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壮举。关于毛泽东的心理意志，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曾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分析。他说：至少就毛泽东而言，长征的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对那些受过严峻考验的幸存者和那些为长征精神所鼓舞的人来说，长征的经验使他们恢复了对革命的希望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念，而不管这种经验在当时有多么痛苦。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像长征——以及长征所产生的传奇故事——那样将这种希望和信心提供给革命者，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意志坚定的人也能够取得胜利。也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将这种对外来的信念灌输进人们的心灵中，从而鼓舞起人们的斗志。那些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情操，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