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斗争、英勇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信奉的价值观，而且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所实行和信奉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实践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似乎总有一股“偏偏对着干”的心理态势，其自信，其顽强，透露出近乎执拗和任性。在他的斗争哲学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奇妙的逻辑：在他看来越是顽强、艰难的人和事，他越有兴趣，越是要对着干。但是物极必反，由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有时也会给事业带来损害。如越穷越好，就会越革命，越乱越好，从而达到大治。由于他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鼓作气，以为只要充分发挥个人意志，就可以打破经济、自然的常规，达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从而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的大灾难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
　　在生命的最后10年，毛泽东尽管有过从大乱到大治的设想，但不停歇的政治运动注定了天下不可能大治。历史的运行最大的一次逾越出了他设定的轨道，一般悲凉，千般遗憾，开始在他暮年的心里涌现，动摇了他的自信心和意志论，使他深深地陷入了困惑。迟暮之年，毛泽东似乎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域终究是有限的，单凭哲学思考和热情想象要达到那个“彼岸世界”，毕竟太迷茫、太遥远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生命的界限，进入70年代，他多次谈到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1975年4月18日会见金日成时说得最具体，也最伤感。他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周恩来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这个时候，他甚至对与之半个世纪以来兵戎相见、战场厮杀的国民战犯也宽容大度了。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了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听了，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点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由此，原先花了很大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和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居住，非常复杂的事情竟然忽然变得如此简单。一代伟人的悲苍心境、彻悟胸怀，溢于言表，他的思想又复归于大本大源的天性。
　　1988年前后，社会上出现了“毛泽东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天。吸引世人研究毛泽东的，不仅是他伟大的政治事业，更在于他那独特、深厚、纷繁的文化性格。那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恋农情节与文人情趣，大本大源的追寻与个人意态的张扬，还有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等等，就构成了毛泽东文化性格中对立与统一的诸多方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探讨、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2]　陈晋.文化毛泽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纪敏.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J].炎黄春秋，200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齿加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