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资深教授狄百瑞（W.T.de Bary）、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提议，1998年6月15日至17日，曾经在风光秀丽的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过一次中美双边学者的会议：“儒学的人论”。会议恰好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进行，尤其具有象征性。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工作，聆听到许多高论。学者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拥有极其丰富的“人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理论，用现代眼光给予新的解读，会生发出积极的价值。而在我看来，这种重新塑造古代文本的解读活动，至少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初，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就作过一部《中国民约精义》，发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民约"思想。美国布朗大学宗教系主任退斯教授（S.B.Twiss）甚至用资料说明，国际人权观念不仅同儒家传统在原则上可以相容，而且联合国人权宣言就体现着中国的儒家理念，是儒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1947到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不仅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审议工作，而且许多基于儒学的建议和观点被宣言所采纳。杜维明则指出，人的本质、文明的特色、道德的根源和仁政的价值，是儒学人文精神所不可或缺的面向，从中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人论；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儒家的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两者之间能够驾起一座桥梁。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指出：任何社会都有关于权利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狄百瑞教授则论述，儒家学说中具有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格主义，有其内在价值，具备充分体现的可能。 凡此种种，是恰好验证了亨式预言的并非无根而是其实现呢，抑或是亨文的刺激？艺术模仿生活，而生活也就常常模仿艺术。所谓预言家，往往是先从根苗上冒讲一句，激起大家注意，而大家一旦注意，也就成了他预言灵验的证明。这种鸡、蛋互生的因果转化，我们在学界时常看到，而看相算命之类，无不可如是观。

第二类反对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四传统的弘扬者。儒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根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就是从五四。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五四开始，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五四志士的根本理念有二：民主、科学。由这两个根本理念衍生，就是对传统的清算。 弘扬民主、科学何以必须反传统？钱玄同的回答是：“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陈独秀的名言：“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陈独秀义正词严的宣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者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你在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是否读出了这样一种劲头呢？你在丁守和等先生的文字里是否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呢？假如你没有体读到，只证明你不够敏感；假如你想强烈地去体读，那就请你看一看近些年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好了！ 然而，他们绝不是五四精神的简单继承者，而是要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民主，还是要以民主占第一位。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对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也不过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而已。对此，丁守和先生曾经特别提醒笔者要注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五四的论断，因为在那里，明确宣示了许多正确的理念。他们这些人，常常被称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类反对者，我们称之为经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国学与儒学"热"热过了头，是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迂腐的文化改造观的回潮和反映；讲儒学，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此派的指责实乃一针见血。

“儒学热”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上述三类反对者，实际上最不能通融的，是第三类。而第一、二类，在现时段已经与儒学并非水火不融，而是保持着模糊的交火地带。我总觉得，自由主义，或曰个人主义，与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的二柄。而第三类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早在1990年4月14日，李一氓在《致蔡尚思函》中就曾说，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疑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蔡尚思表示同意李一氓的见解，但有意思的是，李、蔡二老都像五四先辈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其后，就不断有学者赞同并论述这种观点。例如，罗卜《国粹·复古·文化》（《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之外的目的。胡绳在纪念《历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篇文章予以介绍，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总的观点我赞成”（《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由于胡绳在学术理论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争议遂因之而起。

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杂志连续发表批评"儒学热"的文章，代表作有：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1994年8期），陈漱渝《如此"儒学热"能解决现实问题吗？》（1995年5期），李登贵《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伸张？－－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同上），黄克剑《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写在"国学"正热时》（1995年第8期）。

宣讲儒学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良性互动、互补，不赞成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指责儒学研究。但是，就笔者的阅读所及，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最精彩的文章，是匡亚明先生作出的。

匡亚明是老一代中共党员，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重点、有系统地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探讨，去粗取精，加以弘扬和开发，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匡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匡却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光靠读一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即使读得烂熟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行。孔子思想就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知识财富学习得越少越好的人，按列宁的话说，是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匡亚明认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离不开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孔子思想的精华)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二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