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时下学界每探讨历史课题，必首先论述其地位，内中往往又不乏过甚之词。如果我们沿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当年的说法，将宋代艳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只怕有哄抬历史地位之嫌。宫崎氏同时又说：
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1]
宋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否果真落后于西亚？这里姑且置而不论。但他认为宋代文化“居于世界最前列”，显然属于平实之论。
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国史编修官李清臣就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2]南宋末年，蒙古国信使郝经则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
        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3]
陈寅恪先生在四十多年前，进一步认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
邓广铭先生最近又指出：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5]
估计之高，无以复加。
宋代文化横比当时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对宋代文化的这两个基本估计，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不过，把握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或许比揭示其历史地位更重要。钱穆先生说得对：
    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6]
他认为，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即“宗教思想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7]钱氏的阐述未必处处精当，但颇有启发性。
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恐怕莫过于相对普及。它同时又象征着宋代文化的繁荣。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表现在哪里？原因是什么？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奇童出盛时”，“妇女多能诗”
有宋一代神童多、才女多、儒将多。这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或许即反映了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在年龄上不分长幼、在性别上不分男女、在行业上不分文武。
所谓神童，众所周知，无非是指智力超常的儿童而已。在宋代，诸如王禹偁九岁、丘浚十岁、孔文仲七岁、蒋堂六岁、黄庭坚七岁会写诗、能作文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特别叫人吃惊的是，杨亿“数岁不能言”，突然吟咏《登楼》诗：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8]
朝廷为选拔超常儿童，从宋太宗时起，设立童子科。[9]宋绶、晏殊、姜盖、李淑、蔡伯俙等在宋真宗时，先后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其中福建蔡伯俙年龄最小，只有三岁，宋真宗欣然赐诗一首：
        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10]
此后，从宋仁宗朝到宋徽宗时，赐出身者20人；宋高宗朝，求试者36人，授官者6人；宋孝宗朝，求试者74人，授官者7人；宋光宗朝，求试者17人。嘉熙元年（1237），女童林幼玉应试合格，宋理宗下诏，特封孺人。这些智力超常儿童，有的后来受到重用。宋孝宗时，礼部在奏疏中说：
        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11]
宋代神童较多，与当时不少人主张“教子当在幼” [12]有关。欧阳修说：
    教育之法，始于童子，谓之小学，君子重焉。[13]
宋代的中央官办小学创设于元丰年间，崇宁元年（1102）十月又命令州县普遍建立小学，负责教育8到12岁的儿童。政和四年（1114）二月，中书省上奏：
        小学生见近一千人，入学者尚未已。[14]
可见，当时官办小学之兴盛。民办小学与官办小学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兴办早，并深入到乡村。民办小学的情景多次出现于诗人笔下，如宋伯仁《村学纠》：
        八九顽童一草庐，土朱勤点七言书。
晚听学长吹樵笛，国子先生殆不如。[15]
赵汝鐩《憩农家》：
        农家颇潇洒,虢虢清泉流。
        …………
        群儿窗下读，《千字文》、《蒙求》。[16]
《千字文》、《蒙求》是宋时使用的小学教材，编写于前代。宋代编写的小学教材除颇负盛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而外，为数尚多。如欧阳修所编《州名急就章》：
        别州自禹郡于秦，废置经革难具陈。
皇家垂统天下定，疆理万家承政令。
……[17]
乡村小学数量太多，教师当中难免有滥竽充数者。如鄱阳（今属江西）千秋乡的李晟，就是个冬烘先生。他“读书不多，年过五十，犹为人训蒙，两目浸昏，夜不能视一物”。[18]谢深甫青年时代在家乡教书，自己“始不过读《兎园》耳”。[19]所谓《兎园》，无非是儿童读的有图画的故事书。这类老师教学，自然笑话百出，甚至将“郁郁乎文哉”误念为“都都平丈我”。曹元宠《题村学堂图》讽刺道：
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
相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
乡间学童习以为常，居然拒不接受纠正。当时人不禁感叹：
        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
        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20]
不过应当承认，这类学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并培育出不少人才。如王禹偁、王曾、苏轼、叶梦得、张孝祥、陈傅良等知名人士，儿童时代都上过乡校、村学。当时，“途巷小儿听说三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21]这恐怕也应视为民办小学、家庭教师普及文化的成果。
尽人皆知，“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歧视妇女的观念形成于明末。[22]与此相反，在宋代不仅“当时风尚，妇女皆知爱才”，[23]而且在她们当中涌现出不少人才。提起宋代的才女，人们立即会想到李清照及其《漱玉词》、朱淑真及其《断肠集》以及俗称苏小妹的苏洵幼女苏八娘。其实，即使就能文的妇女来说，也远不止于此。在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入选的诗作者中，妇女多达106人。至于其出身，相当广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北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
    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
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佳句颇多，“皆脱洒可喜”。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98至100，集中地著录了22位妇女的墓志铭，其中写明“好读书，能文章”的便有8位。如果说王安石因尊重妇女而受喝彩，那么程颐则以歧视妇女而落骂名，但程颐家里的妇女同样能文。他的母亲“好读书史，博知古今”；[24]侄女“自通文义”、“喜闻道义”、“发言虑事，远出人意”。[25]岂止王氏、程氏等大家妇女，在下层中间也涌现出一批女医生、女棋手、女艺人以及女致富能手。南宋末年人陈普《古田女》诗云：
        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霜。
        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
        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
        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26]
她们显然赚了大钱。此外，如比阳（即今河南泌阳）王八郎妻被丈夫遗弃后，因善于经商而获得厚利，“蓄积盈十万缗”。[27]这些妇女成天穿梭于市场上，并颇有才干，看来不会毫无文化。
宋代才女较多，与当时并未完全剥夺妇女获得文化的权利有关。欧阳修编写《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称，其目的在于“以示儿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浅”，打算另编一部，“以配小学书”。在他拟定的篇目中，有《讲学》。[28]妇女被作为教育对象，固然主要是为了向她们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如程颐的母亲“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29]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为母亲的女性肩上，也是个重要原因。如参知政事贾黄中博学多闻，宋太宗召见并称赞其母亲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30]参知政事苏易简才思敏捷，宋太宗询问其母亲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宋太宗夸奖道：“真孟母也！”。[31]孙昌龄考中进士并官至御史，把成绩归于其母亲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