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于学，作文赋诗，为乡里称道”。[7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宋代某些生活很困苦的贫民，也勤学苦读。如宋真宗时登科、宋仁宗朝拜相的杜衍，少年时代过着流浪生活，“往来于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74]宋仁宗朝登科、宋神宗时拜相的陈升之“少年时，家苦贫”。[75]南宋初期历任地方官，所至有能声的傅自得父亲死后，“家贫甚，夜燃薪自照，与兄弟读书，或至达旦，遂博通六经、诸史、百家之言，下笔为文，辄数千言”。[76]宋孝宗时登科、宋宁宗朝拜相的谢深甫“家本寒微，父母赁舂以食”。[77]他“刻志为学，积数年不寐，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以警困怠”。[78]
岂止贫民而已，某些社会地位极低下的贱民，也努力学习文化。屠宰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下贱职业。元丰年间，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有位屠户，其子“易业为儒”。[79]北宋后期，“为人佣作”的张绎“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80]连驿卒之女也能写下优美的诗篇：
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81]
陆游在赞叹之余，将她娶为妾。更有甚者，临安一团头之女“能诗”。所谓团头，不过是“乞丐之长”。如果这个团头“家富”，[82]那么腰无百钱，沿街乞讨的张雍，居然对《毛诗》颇有研究，并在宋太祖时中进士，宋真宗时出任开封知府。足见，宋代文化的普及面确实较广泛。
三、“板本大备，儒者逢时”
宋代文化为什么能够相对普及？尤其是为什么能够较广泛地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其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具体说来，不外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阶层的生活改善；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比较普遍。
尽管宋代贫寒子弟勤学苦读并功成名就的事例不少，但无法否认这样一个起码常识，即文化的相对普及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北宋人吴孝宗认为，饶州“好善为学”形成风气，是由于这里“民家富而户羡”。[83]南宋人李正民指出，海盐（浙江今县）“市廛编户往往家给人足”，因而他们“喜教子弟以诗书”。[84]当时人的这些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从种种迹象看，宋代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比前代有提高。在宋朝统治者眼里，当时社会上简直是奢侈成风：
人怠久安，骄于逸欲，物丰大盛，耗以虚浮。[85]
民俗多尚奢侈，才遇丰年，稍遂从容，则华饰门户，鲜丽衣服。[86]
因此，朝廷多次下诏禁奢，可是收效甚微。奢侈之风虽然应当制止，但这似乎又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朱熹的感叹：
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87]
表明民间衣着方面的水平提高。宋代的俗语：
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88]
则意味着普通老百姓饮食方面的需求增长。北宋人朱长文说：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并强调：“以一郡观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则天下尽可知。”[89]他认为宋代比唐朝富庶，应当说是事实。
宋代各阶层生活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焦炭炼铁法的普遍采用即所谓“燃料革命”，以至铁制生产工具质量明显提高、产量成倍增长，并进而促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大发展。宫崎市定先生当年“以高热的使用来说明宋代文化”，据他讲并得到了加藤繁先生的“完全同意”。[90]此说固然很有见地，但毕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首先不能忽视，促进宋代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因素除了“燃料革命”而外，还有租佃制在农业生产领域、雇值制在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推广以及徭役制度的变革。如苏轼就认为，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免役法代替差役法，“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91]包括徭役制度变革在内的封建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显然同样不小。
其次应当注意，印刷技术的长足进步即所谓“印刷革命”同样为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宋代不仅是雕板印刷的黄金时代，而且有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燃料革命”诚然是一场了不起的能源革命，而“印刷革命”则是一场小看不得的信息革命。因此，信息传递和储存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信息的传递由主要靠听觉到主要靠视觉，而信息的储存除了大脑之外，还有大量的书籍。如所周知，“印刷革命”在15、16世纪的欧洲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物质条件。由于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印刷革命”在宋代所发生的影响与欧洲虽然不同，但作用同样很大。具体说来，有以下两点。
一是书籍价格大幅度下降。明代学者胡应麟说：
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92]
宋代的史料证实了胡应麟的说法，当时刻本书籍的价格只是抄本书籍的10%。[93]书籍便宜多了，它不再为世家大族所独有，小康人家也有可能拥有。
二是书籍数量成倍地增加。直到北宋初年，书籍仍然很少。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产量大增，它才在社会上较广泛地流行起来。景德年间，国子祭酒邢昺对宋真宗讲到过这个变化：
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94]
后来，苏轼也说：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95]
宋代书籍增多，是好事还是坏事？朱熹等人认为是坏事。他们把当时某些人读书不认真，归罪于书籍太易得，说什么“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96]这实在是太偏颇。书籍增多无疑是一件有利于文化普及的大好事。它为社会各阶层掌握文化并进而参与政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极少数世家大族则难以完全垄断文化，因此也难以完全垄断政治。
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二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政治环境。讲到这里，人们或许以为主要在于宋朝是个文官政府，号称“以文治天下”。[97]不错，宋朝与作为武人政权的五代正好相反，它采取了某些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诸如重视书籍的搜集、整理、编纂以及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政治属于典型的官僚政治，不仅同魏晋严格的门阀政治大异其趣，而且与隋唐的半门阀半官僚政治也不尽相同。
毫无疑问，任何封建政权概莫能外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但封建地主阶级的领导阶层因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具体地说，宋代是以官僚地主阶层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宋朝皇帝“于士大夫无所负”、[98]“与士大夫治天下”，[99]依靠主要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即官僚地主阶层管理国家，统治人民。官僚地主与门阀地主的不同之处在于：门阀地主是个封闭性、世袭性的集团，即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100]官僚地主则是个开放性、非世袭性的群体，即所谓“骤得富贵”、“其家不传”。[101]正是被宋朝政治的这个性质所规定，宋朝政府推行了某些有利于文化普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政策，其中主要有以下两条。
一条是“广开来学之路”。[102]关于中央各级官办学校的入学资格，宋朝的规定不同于唐朝。现依据《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和《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学校试》，列表比较如下：
宋代某些生活很困苦的贫民，也勤学苦读。如宋真宗时登科、宋仁宗朝拜相的杜衍，少年时代过着流浪生活，“往来于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74]宋仁宗朝登科、宋神宗时拜相的陈升之“少年时，家苦贫”。[75]南宋初期历任地方官，所至有能声的傅自得父亲死后，“家贫甚，夜燃薪自照，与兄弟读书，或至达旦，遂博通六经、诸史、百家之言，下笔为文，辄数千言”。[76]宋孝宗时登科、宋宁宗朝拜相的谢深甫“家本寒微，父母赁舂以食”。[77]他“刻志为学，积数年不寐，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以警困怠”。[78]
岂止贫民而已，某些社会地位极低下的贱民，也努力学习文化。屠宰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下贱职业。元丰年间，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有位屠户，其子“易业为儒”。[79]北宋后期，“为人佣作”的张绎“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80]连驿卒之女也能写下优美的诗篇：
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81]
陆游在赞叹之余，将她娶为妾。更有甚者，临安一团头之女“能诗”。所谓团头，不过是“乞丐之长”。如果这个团头“家富”，[82]那么腰无百钱，沿街乞讨的张雍，居然对《毛诗》颇有研究，并在宋太祖时中进士，宋真宗时出任开封知府。足见，宋代文化的普及面确实较广泛。
三、“板本大备，儒者逢时”
宋代文化为什么能够相对普及？尤其是为什么能够较广泛地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其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具体说来，不外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阶层的生活改善；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比较普遍。
尽管宋代贫寒子弟勤学苦读并功成名就的事例不少，但无法否认这样一个起码常识，即文化的相对普及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北宋人吴孝宗认为，饶州“好善为学”形成风气，是由于这里“民家富而户羡”。[83]南宋人李正民指出，海盐（浙江今县）“市廛编户往往家给人足”，因而他们“喜教子弟以诗书”。[84]当时人的这些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从种种迹象看，宋代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比前代有提高。在宋朝统治者眼里，当时社会上简直是奢侈成风：
人怠久安，骄于逸欲，物丰大盛，耗以虚浮。[85]
民俗多尚奢侈，才遇丰年，稍遂从容，则华饰门户，鲜丽衣服。[86]
因此，朝廷多次下诏禁奢，可是收效甚微。奢侈之风虽然应当制止，但这似乎又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朱熹的感叹：
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87]
表明民间衣着方面的水平提高。宋代的俗语：
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88]
则意味着普通老百姓饮食方面的需求增长。北宋人朱长文说：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并强调：“以一郡观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则天下尽可知。”[89]他认为宋代比唐朝富庶，应当说是事实。
宋代各阶层生活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焦炭炼铁法的普遍采用即所谓“燃料革命”，以至铁制生产工具质量明显提高、产量成倍增长，并进而促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大发展。宫崎市定先生当年“以高热的使用来说明宋代文化”，据他讲并得到了加藤繁先生的“完全同意”。[90]此说固然很有见地，但毕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首先不能忽视，促进宋代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因素除了“燃料革命”而外，还有租佃制在农业生产领域、雇值制在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推广以及徭役制度的变革。如苏轼就认为，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免役法代替差役法，“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91]包括徭役制度变革在内的封建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显然同样不小。
其次应当注意，印刷技术的长足进步即所谓“印刷革命”同样为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宋代不仅是雕板印刷的黄金时代，而且有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燃料革命”诚然是一场了不起的能源革命，而“印刷革命”则是一场小看不得的信息革命。因此，信息传递和储存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信息的传递由主要靠听觉到主要靠视觉，而信息的储存除了大脑之外，还有大量的书籍。如所周知，“印刷革命”在15、16世纪的欧洲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物质条件。由于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印刷革命”在宋代所发生的影响与欧洲虽然不同，但作用同样很大。具体说来，有以下两点。
一是书籍价格大幅度下降。明代学者胡应麟说：
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92]
宋代的史料证实了胡应麟的说法，当时刻本书籍的价格只是抄本书籍的10%。[93]书籍便宜多了，它不再为世家大族所独有，小康人家也有可能拥有。
二是书籍数量成倍地增加。直到北宋初年，书籍仍然很少。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产量大增，它才在社会上较广泛地流行起来。景德年间，国子祭酒邢昺对宋真宗讲到过这个变化：
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94]
后来，苏轼也说：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95]
宋代书籍增多，是好事还是坏事？朱熹等人认为是坏事。他们把当时某些人读书不认真，归罪于书籍太易得，说什么“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96]这实在是太偏颇。书籍增多无疑是一件有利于文化普及的大好事。它为社会各阶层掌握文化并进而参与政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极少数世家大族则难以完全垄断文化，因此也难以完全垄断政治。
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二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政治环境。讲到这里，人们或许以为主要在于宋朝是个文官政府，号称“以文治天下”。[97]不错，宋朝与作为武人政权的五代正好相反，它采取了某些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诸如重视书籍的搜集、整理、编纂以及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政治属于典型的官僚政治，不仅同魏晋严格的门阀政治大异其趣，而且与隋唐的半门阀半官僚政治也不尽相同。
毫无疑问，任何封建政权概莫能外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但封建地主阶级的领导阶层因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具体地说，宋代是以官僚地主阶层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宋朝皇帝“于士大夫无所负”、[98]“与士大夫治天下”，[99]依靠主要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即官僚地主阶层管理国家，统治人民。官僚地主与门阀地主的不同之处在于：门阀地主是个封闭性、世袭性的集团，即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100]官僚地主则是个开放性、非世袭性的群体，即所谓“骤得富贵”、“其家不传”。[101]正是被宋朝政治的这个性质所规定，宋朝政府推行了某些有利于文化普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政策，其中主要有以下两条。
一条是“广开来学之路”。[102]关于中央各级官办学校的入学资格，宋朝的规定不同于唐朝。现依据《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和《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学校试》，列表比较如下：
学校名称
朝代
国子学
唐朝
三品以上官员子孙
宋朝
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孙
唐朝
五品以上官员子孙
宋朝
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四门学
唐朝
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宋朝
八品以下官员至庶人子弟
由上表不难看出，与唐朝相比，宋朝的中央官办学校招生范围扩大，入学资格降低。这还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太学实际上已敞开大门，招收“远方孤寒之士”。[103]按照规定，只有九种人不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