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粗人以战斗取富贵”[35]的五代，武将大多目不识丁。他们极端轻视文化，喋喋不休地说：
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36]
宋代的武将观念发生变化，他们一般都懂得：
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
士兵起家的狄青“博览书史，通究古今”；[37]出身农家的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38]说到宋代的儒将，人们或许以为是专指范仲淹那样的率领军队的文臣。其实，狄青、岳飞这类“恂恂如书生”的武将，似乎也可称之为儒将，此外，如北宋中期的名将郭逵，青年时代就以好学闻名。他“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39]宋真宗时官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冯守信“虽在军旅，数以《孝经》、《论语》为人进说，人尚以儒者目之。”王安石称赞道：“自公在野，手不去经，率其所学，以抚戎兵”。[40]而杨亿则赞叹：“本朝武人多能诗。”宋初名将曹翰即借诗发牢骚，写下《退将》诗：
曾经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41]
此后，刘吉父、张师正等武将的诗则颇有豪气。就连“初不知书”的韩世忠经过学习以后，“晚年能作小词”。其中有《临江仙》一阙：
冬日青山潇洒，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42]
似乎还写得不错。
宋代文化素养较高的武将较多，与宋太祖提倡武将读书有关。他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43]此后，尚文气氛弥漫整个社会，武将改文资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他们难免附庸风雅。何况，分别开始于咸平三年（1000）和庆历二年（1042）的武举、武学，贯彻着武人应习文精神。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武举复试墨义，则亦学究之流，无补事”。[44]但积重难返，其后果是：
武士舍弃弓矢，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效举子。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
宋高宗忧心忡忡：“数年之后，将无人习武矣！” [45] 宋太祖当初提倡武将学文化，本意并不错。殊不知后来在促成有宋一代文风之盛的同时，偏差竟这样大。
二、“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当然，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主要表现还在于文化从先进地区推广到落后地区、从通都大邑推广到穷乡僻壤，特别是从士阶层推广到农工商各阶层，极少数世家大族再也不能完全垄断文化，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
就地域而论，宋代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不平衡的。照北宋人王得臣看来，福建和四川是当时两个文化发达的地区。他在《麈史》卷下《风俗》中说：
闽、蜀同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
“福建出秀才”，在宋代号称“天下第一”。[46]如果说这只是民间的说法，那么《宋史·地理志》也说：福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四川“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当时，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文化发达的程度并不亚于福建、四川。如江西的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儒术之富，与闽、蜀等”；[47]浙西的嘉兴府（治今浙江嘉兴）“诗书礼乐相辉相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无不风厉于学”。[48]于是，宋代又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49]
把江南、两浙与福建、四川一概视为文化发达地区。素称“贵文学、尚礼义之国”的齐鲁即北宋时期的京东，尽管一度“弘诵阙然”，可是宋仁宗以后，这里的人们“益知贵诗书之业”。[50]不仅江西，“虽荒服郡县，必有学”，[51]而且在当时最落后的夔州路和广南东、西路，文化也逐渐得到普及。如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从前“此邦之人尚不识书”，到庆历年间，“人渐知读书”。[52]两广地区学校相继建立，朱熹《朱子文集》卷10《静江府学记》、《琼州学记》、《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等文即是其证。
南宋谚语说：“天上天堂，地下苏杭”。[53]宋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无疑当首推南宋行都临安。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称：
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
苏州的情况同样是：“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54]岂止城市郊区，即使穷乡僻壤，学习文化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有北宋人晁冲之《夜行》一诗为证：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55]
南宋人宋伯仁《嘲不识字》一诗则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好学的农村孩子：
难字逢人问，村中一小儿。
璋獐宁易辨，亥豕似堪疑。
卤莽原非莽，耕犁别字犁。
识丁何足道，煮字不充饥。[56]
其实，他不值得嘲笑，应当受到鼓励。无怪乎朱熹说：
比年以来，乡人子弟，愿学者众。[57]
对于宋代文化逐渐由先进地区普及到落后地区、由通都大邑普及到穷乡僻壤的盛况，《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作了简要的概括：
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
南宋学问家陈傅良则对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了虽然夸张，但却形象的描绘：
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58]
他所强调的“人人”、“家家”，其主要涵义显然不在于地域，而在于阶层。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最重要也最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所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
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59]北宋时，许骧、冯京等读书人，都是商人家庭出身。被称为“吴纱帽”的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帽匠吴翁“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他“教子任钧读书，钧少而警拔，于经学颖悟有得。”[60]南宋时，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富商武邦宁“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他叫其次子武康民“读书为士人”。[61]就连道学家陆九渊也是个商人之子，他“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62]而朱熹则允许其弟子经商，他说：“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63]或许正是根据这些史实，清朝人沈垚指出：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他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64]这个“多”字连同前面那个“方”字，未免言过其实。但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也不太分明，有的商人文化水平甚至很高。如北宋末年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吴道洁之学，出于富顺监卖香薛翁。”[65]道洁是吴溉的字号，他是个六经、百氏无所不通的著名学者，有“德君子”之称。吴溉向“以卖香自给”的富顺（四川今县）薛翁请教，薛翁“以所学授之”。据说，吴溉从此“所为益纯粹近古”。[66]
宋人曾丰说：“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所在有之”。[67]富弼讲得具体些：
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68]
宋代农家子弟学习文化的事例，史不绝书。如北宋时，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69]蔡襄“年十八，以农家子弟举进士”；[70]进士方资“世业农”；[71]巢谷“眉山农家也，从士大夫读书”；[72]三河（河北今县）“村民颇知书，以耕桑为业”；文安（河北今县）戚彦广“粗读书，尤邃法律”，“务农植谷”。南宋时，真阳（即今广东英德）“曲江村人吴琪，略知书”；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睢佑卿“父祖以农桑为业”，他“独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