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中进士谈何容易。但在农工商之家中所出现的读书应举热，扩大了文化的普及面。他们的子弟如果久考不中，退而经商务农，有文化总比不识字强。如鄱阳黄安道因“累试不第”而“罢举为商”，不久“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福州林自诚“为商贾之事”，生意似乎不错，原因或许在于他“尝业儒”。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士人钱君曾“游上庠”，后来回乡务农，“买田数万亩”，因善于经营而“为富人”。[152]
就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在社会流动比前代增大的宋代，官员之家倾家荡产的事屡见不鲜。黄庭坚在《家戒》中说：
谛见润屋封君、巨姓豪右、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复过之，特见废田不耕，空囷不给。又数年后见之，有缧绁于公庭者，有荷担而倦于行路者。[153]
究其原因则在于“若子孙一不肖，则家道沦落”。[154]叶梦得谈得比较具体：
博弈饮酒，追逐玩好，寻求游戏，任意所欲，有一于此，近二三年，远五六年，未有不丧身破家者。[155]
于是，当时出现了这样的谚语：
莫道家未破，破家子未大。[156]
因此，官员之家都十分重视教育后代，只是着重点各不相同。如宋祁强调“人不可以无学”，他说：“要得数百卷书在胸中，则不为人所轻诮矣”。[157]王安石认为“非读书不足以应事”，他说：“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158]刘挚“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他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159]而叶梦得则要求后代“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无事终日不离几案”，他说：“苟善于此，一生永不会作向下一等人。”[160]叶梦得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人上人，在封建时代虽然并不奇怪，但毕竟不足为训。
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士大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陆游官运不亨，自称“看尽人间利与名，归来始觉此身轻”。[161]他对官场不免感到厌倦，认为：
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杜门穷经。不应举，不求仕，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荣达，策之下也。舍此三者，则无策矣。
陆游提出的对策虽然有上、中、下三种，但子孙“不可不使读书” [162]是其共同之处。他主张：
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163]
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如果说“古者士则不稼”，[164]那么宋代的士大夫则普遍认为：
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165]
因此，宋代出现了不少所谓“耕读家庭”。
袁采提出的方案比陆游设想得更周密，并且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子弟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袁氏世范》卷2《处己·子弟当习儒业》条中说：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
在宋代，“虽将相大臣之子孙犹多白衣未仕者”，[166]一般已“无世禄可守”。尽管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享有恩荫入官的特权，但被视为无出身，以区别于有出身的进士，甚至在其散官阶上添上一“右”字，加以歧视。难怪当时人告诫其子弟：
王氏之琪、珪、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167]
用这些具体事例，勉励子弟刻苦学习。程颢的母亲为了鼓励程颢考进士，在他使用的书籍上写下：“我惜勤读书儿”、“殿前及第程延寿（程颢幼时名）”。[168]可见其望子成龙，心情何等急切。
为了确保后代学有所成，家长可谓千方百计。他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有下面三条：
一是舍得投资。即使普通农家，也往往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子弟，“从师就学，兴起门户。其余勤谨农桑，爱惜钱谷”。[169]前面提到的富商许唐为了培育儿子，更是“罄家产”。[170]所谓“罄”，即尽，即不留其余。他简直是不惜血本。至于投资方向，不外是用于聘请名师和购买书籍。人们普遍认识到择师教子，“实非细事”，在行动上“隆礼厚币，延好师席”。[171]如许唐便将其儿子托付北宋初年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戚同文。四明（即今浙江宁波）袁氏对于家庭教师，“未尝三日无馈遗”。史称，“其家延先生，敬礼备至，遂得成名，且相继科名”。[172]“藏书教子孙”，在宋代蔚然成风。当时，“贵家子弟，必藏好书”。[173]宰相韩琦“家藏图书万余卷，卷末皆题曰：“传贤子孙”。[174]太常少卿陈亚“蓄书数千卷”，视为“平生之所宝”，并“以诗以戒子孙”：
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175]
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士人杜孟藏书甚多，他对子孙说：
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
因此，人们把普州杜氏称为“宝田杜氏”。[176]清河（河北今县）士人丁顗“尽其家赀以置书，至八千卷。”他说：
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
果然，他的孙子丁度“力学有守”，[177]在宋真宗时登服勤词学科，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岂止富贵之家，即使普通农家，只要稍有条件，也尽量为子孙购置些必读书籍。如陈傅良“儿时从乡先生学”，看到“浙间人家，家有《春秋传》”。[178]
二是亲自督促。据说，寇准“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他的母亲“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体罚虽不足取，但这一秤锤作用很大。寇准“由是折节从学”，不久即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母亲死后，他“每扪其痕，辄哭”。[179]孔延之“其家食不足，而俸钱常以聚书”，“诸子皆自教以学，子多贤，天下以为盛”。[180]他的儿子文仲、武仲、平仲，不仅先后中进士，而且文名满天下，号称“清江三孔”。范纯仁在绍圣年间，远贬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课儿孙诵书，躬亲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终始如一”。[181]陆游不仅“夜永卧听儿读书”，而且亲自动手为寒窗攻读的儿子服务，有《寒夜》诗为证：
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
他发现儿子学业长进，不禁欣喜万分，挥笔写下《示儿》诗：
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
不欲饮酒竟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
陆游有《短歌示诸稚》一首：
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
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182]
可见，他承担着辅导孙子学习的责任。
三是提倡苦读。如范仲淹就要求其家“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183]某些富贵之家为了“有资于勤苦”，甚至立下一条家规：“子弟未冠者，学业未成，不听食肉”。[184]由于从小受到培养，长大学习成为习惯。如钱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他“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未尝顷刻释卷”。[185]至于贫寒人家的子弟更过着节衣缩食、勤学苦读的清苦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往往边读书边教学。如宋太祖、宋太宗朝宰相沈伦青年时代，一面“习‘三礼’”，一面“讲学自给”。[186]临江（即今江西清江）人王省元“居于村墅。未第时，家贫苦，入城就馆，月得束脩二千。”福建士人王克己“居华亭，以教学为生。”南城（江西今县）童蒙“未第时，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贫甚，聚小儿学以自给”。[187]而宋高宗朝状元王十朋在入太学前，除“日诵数千言”外，还“聚徒梅溪，受业者百数”。[188]他们边读边教，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又对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赘语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是个并不算小的题目，绝非这篇文章所能完全道明。行文至此，虽言犹未尽意，但篇幅已不短，理当打住。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有下面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笔者无意夸大宋代文化的普及程度。据统计，崇宁三年（1104），整个宋朝辖区的总人口约1亿，学生总
就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在社会流动比前代增大的宋代，官员之家倾家荡产的事屡见不鲜。黄庭坚在《家戒》中说：
谛见润屋封君、巨姓豪右、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复过之，特见废田不耕，空囷不给。又数年后见之，有缧绁于公庭者，有荷担而倦于行路者。[153]
究其原因则在于“若子孙一不肖，则家道沦落”。[154]叶梦得谈得比较具体：
博弈饮酒，追逐玩好，寻求游戏，任意所欲，有一于此，近二三年，远五六年，未有不丧身破家者。[155]
于是，当时出现了这样的谚语：
莫道家未破，破家子未大。[156]
因此，官员之家都十分重视教育后代，只是着重点各不相同。如宋祁强调“人不可以无学”，他说：“要得数百卷书在胸中，则不为人所轻诮矣”。[157]王安石认为“非读书不足以应事”，他说：“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158]刘挚“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他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159]而叶梦得则要求后代“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无事终日不离几案”，他说：“苟善于此，一生永不会作向下一等人。”[160]叶梦得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人上人，在封建时代虽然并不奇怪，但毕竟不足为训。
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士大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陆游官运不亨，自称“看尽人间利与名，归来始觉此身轻”。[161]他对官场不免感到厌倦，认为：
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杜门穷经。不应举，不求仕，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荣达，策之下也。舍此三者，则无策矣。
陆游提出的对策虽然有上、中、下三种，但子孙“不可不使读书” [162]是其共同之处。他主张：
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163]
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如果说“古者士则不稼”，[164]那么宋代的士大夫则普遍认为：
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165]
因此，宋代出现了不少所谓“耕读家庭”。
袁采提出的方案比陆游设想得更周密，并且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子弟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袁氏世范》卷2《处己·子弟当习儒业》条中说：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
在宋代，“虽将相大臣之子孙犹多白衣未仕者”，[166]一般已“无世禄可守”。尽管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享有恩荫入官的特权，但被视为无出身，以区别于有出身的进士，甚至在其散官阶上添上一“右”字，加以歧视。难怪当时人告诫其子弟：
王氏之琪、珪、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167]
用这些具体事例，勉励子弟刻苦学习。程颢的母亲为了鼓励程颢考进士，在他使用的书籍上写下：“我惜勤读书儿”、“殿前及第程延寿（程颢幼时名）”。[168]可见其望子成龙，心情何等急切。
为了确保后代学有所成，家长可谓千方百计。他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有下面三条：
一是舍得投资。即使普通农家，也往往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子弟，“从师就学，兴起门户。其余勤谨农桑，爱惜钱谷”。[169]前面提到的富商许唐为了培育儿子，更是“罄家产”。[170]所谓“罄”，即尽，即不留其余。他简直是不惜血本。至于投资方向，不外是用于聘请名师和购买书籍。人们普遍认识到择师教子，“实非细事”，在行动上“隆礼厚币，延好师席”。[171]如许唐便将其儿子托付北宋初年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戚同文。四明（即今浙江宁波）袁氏对于家庭教师，“未尝三日无馈遗”。史称，“其家延先生，敬礼备至，遂得成名，且相继科名”。[172]“藏书教子孙”，在宋代蔚然成风。当时，“贵家子弟，必藏好书”。[173]宰相韩琦“家藏图书万余卷，卷末皆题曰：“传贤子孙”。[174]太常少卿陈亚“蓄书数千卷”，视为“平生之所宝”，并“以诗以戒子孙”：
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175]
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士人杜孟藏书甚多，他对子孙说：
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
因此，人们把普州杜氏称为“宝田杜氏”。[176]清河（河北今县）士人丁顗“尽其家赀以置书，至八千卷。”他说：
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
果然，他的孙子丁度“力学有守”，[177]在宋真宗时登服勤词学科，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岂止富贵之家，即使普通农家，只要稍有条件，也尽量为子孙购置些必读书籍。如陈傅良“儿时从乡先生学”，看到“浙间人家，家有《春秋传》”。[178]
二是亲自督促。据说，寇准“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他的母亲“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体罚虽不足取，但这一秤锤作用很大。寇准“由是折节从学”，不久即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母亲死后，他“每扪其痕，辄哭”。[179]孔延之“其家食不足，而俸钱常以聚书”，“诸子皆自教以学，子多贤，天下以为盛”。[180]他的儿子文仲、武仲、平仲，不仅先后中进士，而且文名满天下，号称“清江三孔”。范纯仁在绍圣年间，远贬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课儿孙诵书，躬亲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终始如一”。[181]陆游不仅“夜永卧听儿读书”，而且亲自动手为寒窗攻读的儿子服务，有《寒夜》诗为证：
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
他发现儿子学业长进，不禁欣喜万分，挥笔写下《示儿》诗：
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
不欲饮酒竟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
陆游有《短歌示诸稚》一首：
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
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182]
可见，他承担着辅导孙子学习的责任。
三是提倡苦读。如范仲淹就要求其家“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183]某些富贵之家为了“有资于勤苦”，甚至立下一条家规：“子弟未冠者，学业未成，不听食肉”。[184]由于从小受到培养，长大学习成为习惯。如钱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他“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未尝顷刻释卷”。[185]至于贫寒人家的子弟更过着节衣缩食、勤学苦读的清苦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往往边读书边教学。如宋太祖、宋太宗朝宰相沈伦青年时代，一面“习‘三礼’”，一面“讲学自给”。[186]临江（即今江西清江）人王省元“居于村墅。未第时，家贫苦，入城就馆，月得束脩二千。”福建士人王克己“居华亭，以教学为生。”南城（江西今县）童蒙“未第时，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贫甚，聚小儿学以自给”。[187]而宋高宗朝状元王十朋在入太学前，除“日诵数千言”外，还“聚徒梅溪，受业者百数”。[188]他们边读边教，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又对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赘语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是个并不算小的题目，绝非这篇文章所能完全道明。行文至此，虽言犹未尽意，但篇幅已不短，理当打住。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有下面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笔者无意夸大宋代文化的普及程度。据统计，崇宁三年（1104），整个宋朝辖区的总人口约1亿，学生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