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上学，其具体内容是：
凡隐匿丧服，或尝犯刑，或亏孝弟有状，或两犯法经赎，或为乡里害，或假户籍，或父祖犯十恶，或观念为标准。
另一条是“取士不问家世”。宋代的科举制与唐朝相比，至少有下面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录取范围扩大。按照唐朝的制度，“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113]这个限制在北宋初年，实际上已被突破。宋太宗于淳化三年（992）三月，下诏规定：
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无异于承认了“工商之子亦登仕途”[114]这一既成事实。岂止工商之子，甚至还“有道释之流还俗赴举”。[115]无怪乎当时人说：
糊名考校中，诸行百户，何所不有！[116]
第二，制度比较严密。唐朝的科举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科举其名，荐举其实。[117]而宋朝统治者为了把政权建立在较广阔的社会基础上，一再强调：
贡举重任，当务选择寒俊。[118]
并采用弥封、誊录、锁院、别试等办法，防止官员子弟舞弊。[119]唐朝士人曾牢骚满腹：
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120]
宋代举子则踌躇满志：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121]
各阶层子弟通过读书应举、入仕为官的道路，宋代显然要比唐朝宽广些。
宋代的《劝学诗》、《劝学文》、《劝学歌》很多，说什么“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 [122]而新科进士则洋洋得意地说：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123]
其实，“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124]这一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首最动人的“劝学诗”。在当时人看来，读书应举而登科有“五荣”：
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125]
关键在于“布衣而入，绿袍而出”，一登科即做官，并且初次授官便优于唐朝，以后升迁又比唐朝迅速。即使久考不中，也能享受某些优待。[126]因此，科举对人们的吸引力，宋代比唐朝增强。
宋代的科举制既不像先前的唐代，保留着荐举制的痕迹；又不像往后的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的问题。说它是封建社会中最为合理的选举制度，固然并非毫无道理。可是，即使对于宋代的科举制，也不能评价过高。当时人就认为，科举弊病不少。如“取人不观其行，用人不核其实”。[127]邵雍曾感叹：
天下治，则人上行；天下乱，则人上文。[128]
又如引导人们为考试而读无用书。在程颐看来，举子所读之书“都无用处”。[129]宋孝宗因此叹息：
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130]
举子一旦中进士，又往往束书不观。李覯诗云：
多少儒衣只假涂，贵来谁肯更观书。[131]
陈师道诗云：
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132]
杨时气愤地说：
彼读书者，应举得官而止。[133]
特别是某些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治国安邦，而是为了升官发财，学习目的很不端正。欧阳修《读书》一诗将他们的心态和盘托出：
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
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
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
谓言得志后，便可焚笔砚。
少偿辛苦时，惟事寝与饭。[134]
对此，当时人不乏辛辣的讽刺。如据苏轼《东坡志林》卷1《措大吃饭》条记述，有两个穷书生“相与言志”。一个说：
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尝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
另一个说：
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
难怪当时人把这些“措大”叫做“米虫”。[135]更有甚者，尚未登科就妄想将来如何享乐，但即刻便闯祸。韦居安《梅间诗话》卷中引“东坡诗注”称：
有一贫士，家惟一瓮，夜则守之以寝。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蓄声妓，而高车大盖，无不备置，遂踏破瓮，故今俗间指“妄想”者为“瓮算”。
朱熹指责这类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136]并浩叹：
凭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137]
不过应当正视，经过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确实刺激着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达到了“群起而趋之”的程度。苏辙对此有所描述：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以是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138]
岂止“农工商贾之家”，就连“执劳苦之役”的张绎，起初开始学习文化，其动力也来自于科举。他“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询问旁人：“何以得此？”得到的回答是：“此读书所致尔。”张绎于是“发愤力学，遂以文名”。[139]科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却激发起人们的学习热情。这或许也属于恩格斯所说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140]罢。
五、“人生至要，无如教子”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三在于家庭对后代的教育，大多抓得很紧。当时，苏州的情况是：
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141]
饶州则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42]
其实，并不限于苏州、饶州两地。“子弟不可废学”[143]是有宋一代家规、家训中必不可少的一大重要内容。如北宋初年，宰相范质的《戒子孙》诗：
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144]
一直流传至今。宋代著名的格言：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145]
表明当时教育后代受到不少家庭普遍关注。
人们何以如此重视教育后代？官僚家庭与非官僚家庭的出发点相同之中，略有不同。
就非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挤入官僚行列。贫寒人家的父母常常这样对儿子说：“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门闾。”[146]即使是“家饶于财”的富翁，也“常以名不挂仕版为慊。”[147]既然朝廷已经为他们敞开了通过科举改变门户的大门，他们自然要竭力怂恿其子弟走这条光宗耀祖之路。于是，当然“称教子者，必曰燕山窦十郎”，[148]把窦禹钧教其五子皆登科，作为学习的榜样。富商许唐“教子以兴宗绪”，[149]结果如愿以偿。曹州（治今山东曹县西北）“市井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他的儿子于伋、侄子于杰、于仿相继中进士，于氏一举成为“曹南令族”。[150]缙云（浙江今县）潘君“为商，所致大获，积财逾数十百万”，“生子擢进士第，至郡守”。[151]
宋代科场竞争激烈，考
凡隐匿丧服，或尝犯刑，或亏孝弟有状，或两犯法经赎，或为乡里害，或假户籍，或父祖犯十恶，或观念为标准。
另一条是“取士不问家世”。宋代的科举制与唐朝相比，至少有下面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录取范围扩大。按照唐朝的制度，“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113]这个限制在北宋初年，实际上已被突破。宋太宗于淳化三年（992）三月，下诏规定：
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无异于承认了“工商之子亦登仕途”[114]这一既成事实。岂止工商之子，甚至还“有道释之流还俗赴举”。[115]无怪乎当时人说：
糊名考校中，诸行百户，何所不有！[116]
第二，制度比较严密。唐朝的科举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科举其名，荐举其实。[117]而宋朝统治者为了把政权建立在较广阔的社会基础上，一再强调：
贡举重任，当务选择寒俊。[118]
并采用弥封、誊录、锁院、别试等办法，防止官员子弟舞弊。[119]唐朝士人曾牢骚满腹：
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120]
宋代举子则踌躇满志：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121]
各阶层子弟通过读书应举、入仕为官的道路，宋代显然要比唐朝宽广些。
宋代的《劝学诗》、《劝学文》、《劝学歌》很多，说什么“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 [122]而新科进士则洋洋得意地说：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123]
其实，“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124]这一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首最动人的“劝学诗”。在当时人看来，读书应举而登科有“五荣”：
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125]
关键在于“布衣而入，绿袍而出”，一登科即做官，并且初次授官便优于唐朝，以后升迁又比唐朝迅速。即使久考不中，也能享受某些优待。[126]因此，科举对人们的吸引力，宋代比唐朝增强。
宋代的科举制既不像先前的唐代，保留着荐举制的痕迹；又不像往后的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的问题。说它是封建社会中最为合理的选举制度，固然并非毫无道理。可是，即使对于宋代的科举制，也不能评价过高。当时人就认为，科举弊病不少。如“取人不观其行，用人不核其实”。[127]邵雍曾感叹：
天下治，则人上行；天下乱，则人上文。[128]
又如引导人们为考试而读无用书。在程颐看来，举子所读之书“都无用处”。[129]宋孝宗因此叹息：
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130]
举子一旦中进士，又往往束书不观。李覯诗云：
多少儒衣只假涂，贵来谁肯更观书。[131]
陈师道诗云：
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132]
杨时气愤地说：
彼读书者，应举得官而止。[133]
特别是某些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治国安邦，而是为了升官发财，学习目的很不端正。欧阳修《读书》一诗将他们的心态和盘托出：
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
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
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
谓言得志后，便可焚笔砚。
少偿辛苦时，惟事寝与饭。[134]
对此，当时人不乏辛辣的讽刺。如据苏轼《东坡志林》卷1《措大吃饭》条记述，有两个穷书生“相与言志”。一个说：
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尝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
另一个说：
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
难怪当时人把这些“措大”叫做“米虫”。[135]更有甚者，尚未登科就妄想将来如何享乐，但即刻便闯祸。韦居安《梅间诗话》卷中引“东坡诗注”称：
有一贫士，家惟一瓮，夜则守之以寝。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蓄声妓，而高车大盖，无不备置，遂踏破瓮，故今俗间指“妄想”者为“瓮算”。
朱熹指责这类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136]并浩叹：
凭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137]
不过应当正视，经过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确实刺激着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达到了“群起而趋之”的程度。苏辙对此有所描述：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以是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138]
岂止“农工商贾之家”，就连“执劳苦之役”的张绎，起初开始学习文化，其动力也来自于科举。他“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询问旁人：“何以得此？”得到的回答是：“此读书所致尔。”张绎于是“发愤力学，遂以文名”。[139]科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却激发起人们的学习热情。这或许也属于恩格斯所说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140]罢。
五、“人生至要，无如教子”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三在于家庭对后代的教育，大多抓得很紧。当时，苏州的情况是：
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141]
饶州则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42]
其实，并不限于苏州、饶州两地。“子弟不可废学”[143]是有宋一代家规、家训中必不可少的一大重要内容。如北宋初年，宰相范质的《戒子孙》诗：
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144]
一直流传至今。宋代著名的格言：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145]
表明当时教育后代受到不少家庭普遍关注。
人们何以如此重视教育后代？官僚家庭与非官僚家庭的出发点相同之中，略有不同。
就非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挤入官僚行列。贫寒人家的父母常常这样对儿子说：“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门闾。”[146]即使是“家饶于财”的富翁，也“常以名不挂仕版为慊。”[147]既然朝廷已经为他们敞开了通过科举改变门户的大门，他们自然要竭力怂恿其子弟走这条光宗耀祖之路。于是，当然“称教子者，必曰燕山窦十郎”，[148]把窦禹钧教其五子皆登科，作为学习的榜样。富商许唐“教子以兴宗绪”，[149]结果如愿以偿。曹州（治今山东曹县西北）“市井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他的儿子于伋、侄子于杰、于仿相继中进士，于氏一举成为“曹南令族”。[150]缙云（浙江今县）潘君“为商，所致大获，积财逾数十百万”，“生子擢进士第，至郡守”。[151]
宋代科场竞争激烈，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