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许地山（1892～1941），福建龙溪人，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既是杰出的作家散文家，又是杰出的民俗学家。他1923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与比较宗教学；次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民俗学。他不仅与郑振铎是乡党，又是很要好的文友。所以受郑振铎之托，在大英博物馆为郑抄录过斯坦因盗走的敦煌变文卷子，为郑写作《中国俗文学史》帮了忙。回国后，他先后就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与郑振铎一样，因受司徒雷登一派的排挤，经胡适介绍，离燕京去香港大学任教。在俗文学和民俗学方面，他既有《粤讴》选注（《民铎杂志》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24]和《孟加拉民间故事》（商务印书馆1929年1月版）的翻译和论述[25]，也有《扶箕迷信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和《道教源流考》[26] 以及礼俗研究。他把俗文学的研究与民俗学的研究，统一在一人身上。他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观，集中体现在《〈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中。他认为：

 

民俗学者对于民间故事认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凡未有文字而不甚通行的民族，他们的理智的奋勉大体有四种从嘴里说出来的。这四种便是故事，歌谣，格言（谚语），和谜语。这些都是人类对于推理，记忆，想象等最早的奋勉，所以不能把它们忽略掉。故事是从往代传说下来的。……要把故事分起类来，大体可分为神话，传说，野乘三种。神话(Myths)是解释的故事，……传说(Legends)是叙述的故事，……野乘(Marchen)包括童话(Nursery-tales)，神仙故事(Fairy-tales)及民间故事或野语(Folk-tales)三种。……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故事，学者分它们为真说与游戏说二大类，神话和传说属于前一类，野语是属于后一类的。在下级的民族中，就不这样看，他们以神话和传说为神圣，为一族生活的历史源流，有时禁止说故事的人随意叙说。所以在他们当中，凡认真说的故事都是神圣的故事，甚至有时做在冠礼时长老为成年人述说，外人或常人是不容听见的。至于他们在打猎或耕作以后，在村中对妇孺说的故事只为娱乐，不必视为神圣，所以对神圣的故事而言，我们可以名它做庸俗的故事。

庸俗的故事，即是野语，在文化的各时期都可以产生出来。它虽然是为娱乐而说，可是那率直的内容很有历史的价值存在。我们从它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风尚，思想，和习惯。它是一段一段的人间社会史。研究民间故事的分布和类别，在社会人类学中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因为那些故事的内容与体例不但是受过环境的陶冶，并且带着很浓厚的民族色彩。在各民族中，有些专会说解释的故事，有些专会说训诫或道德的故事，有些专会说神异的故事，彼此一经接触，便很容易互相传说，互相采用，用各族的环境和情形来修改那些外来的故事，使成为己有。民族间的接触不必尽采用彼此的风俗习惯，可是彼此的野乘很容易受同化。[27]

 

许地山虽然是个作家，由于他长期受的西方比较宗教学的教育，故他在思考问题时，毕竟更多地自觉不自觉地从宗教的角度切入。这就养成了他与其他人的不同视角。许地山英年早逝，杨成志主编之《民俗》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12月）辟“纪念民间宗教史家许地山先生”专栏，发表罗致平的《前言》、李镜池《许地山先生传略》和《关于许氏道教研究的信》、叶启芳《追忆许地山先生》、于田《〈扶箕迷信研究〉提要》予以纪念。

如钱杏邨（阿英，1900.2.6～1977.6.17），原名钱德富，青年时期参加过“五四”运动，与蒋光慈等组织“太阳社”,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1930年加入“左联”，任常委。孤岛时期，与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日报》，主编《文献》杂志。他是个文学家，但他对历史上的俗文学—民间文学（如戏曲、弹词、时调、大鼓、戏文等）的兴趣之浓厚，恐怕难以有人可与之比肩。在上海时，主要是从收集的书本文献中做研究俗文学，自1942年7月14日率全家由沪抵阜宁县停翅港新四军军部起，他除了做文艺指导工作外，则常到苏北解放区的一些农村老百姓中去搜集歌谣和故事。据记载：“1943年10月27日，阿英、张仲惠、钱毅与海边老人漫谈，收集海边风俗、谣谚、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料，作为研究民间文学和创作大众文艺参考。”[28] 1954年后，他兼任《民间文学》杂志的主编。他对俗文学—民间文学作品的解析评论的方法，显然与许地山迥然有别。他没有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

再如冯沅君（1900.9.4～1974.6.17）。女作家冯沅君早年就染指民间文学，她与赵景深颇有相同之点，也主要是民间故事，也喜欢运用比较研究之法。如她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作古典文学研究时，以“漱峦”的笔名在1926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老丑虎——关于老虎母亲的传说》，是呼应钟敬文发表在《国学周刊》同年第10期上的陆安传说《老虎外婆》，进行比较研究的。接着在第4期上发表《牛郎织女的来历——唐河传说之一》、《灶爷的来历——唐河传说之二》、《猴老精——唐河传说之三》、《蛇吞相（象）——唐河传说之四》。1934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后，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期间，完成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1936年）一书，于是，从此她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古代戏剧上，并作出了卓著的成绩。[29] 到了抗战胜利后的40年代，她又成为香港、上海《俗文学》周刊的积极撰稿人。如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第27期（1941年7月19日）上的《货郎孤：院本补说之一》一文，释义“货郎”的演变及体制，考证了货郎孤院本的由来，是由于其中的主角孤是个唱货郎儿的，既是古剧的悬疑，又是对古俗的新研。[30]

可惜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潮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俗文学一向被指为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小市民文学，从冷落到扼杀，研究俗文学的学者们也受到批判。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出现了转机。

2003年11月12日改定于北京

 

[本文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卷）第2期，广西南宁。]

 

注释：

[1] 参阅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上海。

[2] 关于俗文学、民间文学这些名称，施蛰存于1989年3月17日写的一篇随笔《“俗文学”及其他》里说：“这三个译名（按：指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意义最为明确，所从原文的本义（按指英语popular literature）译的。‘俗文学’的‘俗’字，就有疑义。一般人都以为是‘雅俗’的‘俗’，‘俗文学’就意味着鄙俗、粗俗、庸俗的文学。这就含有知识分子瞧不起民间创作的意味。因此，不少人对这个译名有意见。俗文学会成立的时候，曾正式声明这个‘俗’字是‘民俗学’(folklore)的‘俗’，‘俗文学’就是‘民俗文学’(folkliterature)的译名了。这样，很可以澄清一些误会。民俗学是本世纪的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各个民族古代和当代的风俗、习惯、神话、迷信、传说、谣谚、礼仪、语言等民族文化现象，民间的文艺创作是民俗学的研究资料。”（《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关于“俗文学”一词的渊源，吴晓铃在《朱自清先生与俗文学》一文中写道：“‘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1948年8月20日，北平。）据查，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一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1929年3月。

[3] 鲁迅致台静农信（1932年8月15日），见《鲁迅书信集》上册第3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4] 鲁迅致曹靖华信（1933年12月20日），见《鲁迅书信集》上册第463页。

[5] 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7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