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第1版。

[6] 郑振铎《〈许地山选集·序〉》：“我在燕京大学被司徒雷登和他的一派的人强迫离开。”

[7]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2页，作家出版社195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本。

[8]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上册第9～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9] 黄永林说：“尽管郑振铎对俗文学的六大特质未作十分详尽的论述，而且有些方面还值得商讨，但从他的基本观点来看，与我们当今对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认识是一致的。”（《郑振铎与民间文艺》第6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吕微提出了以类型学代替分层理论：“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待民间文学，就可知对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作传统的两分法定位如上层与下层、平民与贵族、愚昧与圣贤之分是怎样地简单化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但二者之间也有复杂的互动关系。简单社会分层理论午饭解释，为何在民间文学当中会有那么多‘统治阶级文学的糟粕’。面对这些糟粕，简单分层理论陷入了困境。为了保持理论的至高尊严和彻底性质，人们不得不‘严格地提出那些在民间流传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将其逐出民间文学的领域。但是从类型学的立场看，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动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中华民间文学史·导言》第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李玫的《古代戏曲与正统文学、俗文学及民间文学》一文，也对俗文学作了新的阐释：“一般认为，俗文学与正统文学之间的界限主要有三。其一，从文体分。因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学的主体是散文和诗歌，所以对俗文学的理解往往会从文体的角度，指诗文以外的文学体裁。其二，作品风格。名为俗文学，顾名思义是从文学作品的风格着眼的，指俚俗、通俗的文学作品。其三，流传范围。文学艺术的流传范围很难截然划分，这里指主要范围，即流行于社会的普通民众中。而现在的研究者认定的民间文学的特征主要在于：（1）自发的、集体的创作，也即非作家创作；（2）群体的、口头的传承方式；（3）题材、主题趋向模式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30日）

[10] 郑振铎《汤祷篇》，据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册第191～19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11] 参阅魏敏《郑振铎对民间文学诸体裁的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南京。

[12] 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78页。

[13] 《玄鸟篇》，原载《中华公论》创刊号，1946年7月15日，上海；后收入《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4] 关家铮《赵景深先生主编的“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15] 参阅张紫晨《忆赵景深先生》，《新文学史料》2992年第1期。

[16] 此数字据车锡伦《“林兰”与赵景深》文中的统计，见《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17] 参阅段宝林《赵景深先生与民间文学》，《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18]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第4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19] 赵景深《民间文学丛谈·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20] 赵景深选注《弹词选》（中学语文补充读本）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

[21] 关家铮《四十年代上海〈神州日报〉赵景深主编的〈俗文学〉周刊》，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22] 赵景深《民间文艺概论·民间文艺的意义与性质》第1页，北新书局1950年9月初版。

[23] 关于港、沪、平三地的《俗文学》周刊及其他俗文学刊物与动态，参阅关家铮的系列文章：《四十年代上海〈神州日报〉赵景深主编的〈俗文学〉周刊》，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又见《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又见李平、胡忌编《赵景深印象》，学林出版社2002年4月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2卷第2期；《冯沅君先生与〈俗文学〉周刊》，见《文教资料》2001年第6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几种〈俗文学〉周刊中有关“满汉兼”及满文译本的研究》，见《满族研究》2001年第3期；《四十年代几种〈俗文学〉周刊中的蒲松龄研究》，见《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3/4期；《读王重民先生佚札——有关敦煌遗书总目的一宗史料》，见台湾《敦煌学》第24期（2003年6月）；《20世纪40年代几种〈俗文学〉周刊中的宝卷研究》，见台湾《书目季刊》第36卷第2期（2002年9月16日）。至于戴望舒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星岛日报》编的《俗文学》周刊，马幼垣先生有《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全目——附题解》一文，收入《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论文集》（香港大学书报出版社1982年）中；《戴望舒小说研究和〈俗文学〉副刊》，载香港《明报》1979年6月12日。惜此二文均未读到。

[24] 许地山《粤讴在文学上的地位》，《民铎杂志》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

[25] 许地山《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商务印书馆1929年1月初版；又《孟加拉民间故事研究》，《民俗》周刊第109期，1930年4月23日；又高巍选辑《许地山文集》下卷第819—826页，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新华出版社1998年。

[26] 60年后的1999年，许地山的《道教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刘仲宇在《导读》中写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内外研究道教的一个起始时期，或曰发轫时期。《道教史》是这一时期中的突出成果，其突出之处，主要在于它是第一部道教的专史。……许地山先生因而也便成为系统梳理道教历史的先驱者。”

[27] 《许地山文集》第821—823页。

[28] 《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大事记》，据“盐城旅游信息港”。

[29] 参阅袁世硕、严蓉仙《冯沅君先生传略》，见《冯沅君创作译文集》第336～34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 参阅关家铮《冯沅君先生与〈俗文学〉周刊》，南京师范大学主办《文教资料》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