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出于对虚伪的憎恨与轻蔑，鲁迅常常表现出对于“美名”的排斥与逆反心理，因而时常有意地向凡俗化的价值取向偏斜，在文章对自我形象进行贬低化与低俗化的处理，并在此基础上，以反诗意、低俗化的方式对伪道德、伪审美进行嘲弄与破解。

　　[关键词] 自贬、低俗化、反诗意

　　虚伪或虚假是鲁迅杂文讽刺笔锋所向的一个主要目标。 他在“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之中的体验，使他对某些知识界人士的虚伪与恶性形成了深切的感受与情绪性记忆，以至于用杂文与他所说的“正人君子”之流的对抗与缠斗几乎成为他一生的近乎偏执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他说过：“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一、拒绝“美名”

　　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各种“美名”有着一种近乎过敏的逆反式反应。早在《新的蔷薇》一文中他就说过：“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其实，他来看我的杂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显然，鲁迅已经对这些虚伪的对手不抱任何幻想，他决然地在自己与对方之间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正是因此，他以一种反讽式的态度写道：“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情绪化的应激反应，然而，事实证明，从这以后，对“公理”、“正义”等等各种“美名”的逆反心理几乎构成了鲁迅的一种固定的体验与思维模式。

　　甚至到一九二七年，当他看到新月书店为《闲话》一书所做的广告中有“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的语句，就写了《辞大义》一文说：“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不但如此，他似乎对于所有的好名称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与不信任。例如“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他甚至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  

　　他甚至在给李小峰的信中表露出这样的心理：“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二、“俗人”鲁迅

　　正是由于不屑与那些他心目中的虚伪之徒为伍，也由于时常有人对他进行“捧杀”，他便几乎对所有的好名称都产生了某种逆反心理。作为对这些伪善与伪崇高的一种反弹与对抗，他时常选择一种自贬式的态度，对自己、对自己的动机与行为进行一种自我贬低与消解，否认自己行为与动机中具有什么崇高的因素，便成为他的一种常见表现。例如他时常将自己与社会与“正人君子”们之间的缠斗说成是“开玩笑” 、“寻些小玩意来开开笑口”：

　　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见罢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严的逃路。

　　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时得罪人，有时则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但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当然要受报，那也只好准备着，因为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的是更不能竖起辞严义正的军旗来的。

　　不仅如此，与各种“美名”相比，鲁迅显得似乎更“乐于”“接受”别人加在他头上的恶名。人家称他是“有闲”，“南腔北调”，他就把自己的集子命名为《三闲集》、《南腔北调》。人家说他是“买办”，他就取“康白度”为笔名。至于以“学匪”自况，称自己的书房为“绿林书屋”一类则更是常事。这种近乎任性的表现，实际上是对对手的一种绝不妥协的对抗与示威。正是通过这种对“美名”的拒斥与对“恶谥”的收纳，鲁迅固执而孤傲地表现着对于虚伪的话语霸权的掌握者的不驯服的对垒姿态与蔑视，不仅如此，这种收纳与使用是一种主动的带有优势心理的玩笑式行为，正是这种玩笑化这使得对方强加的各种罪名与“恶谥”的严肃性与攻击性被瓦解，成为一种笑料。

　　有意地自我凡俗化与自我贬低是鲁迅对抗与消解伪崇高的一种常用方式。例如，鲁迅经常强调自己写作状况与动机的凡俗性，尤其是着意强调其中的经济利益因素。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在此，鲁迅对自己的写作着力贬低化，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