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易学象数思维方式，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元点和代表，具有重整体和合、轻个体分析的整体性特征，重功能关系、轻形体结构的功能性特征，重感性形象、轻抽象本质的形象性特征，重循环变易、轻创新求异的变易性特征。它给中华传统文化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重大的、深层次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面貌、特性和走向，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当今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应该是探讨对易学象数思维方式的整饬、修正和提升。
关键词：《周易》；象数；思维方式；阴阳五行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of the Symbol-and-Number Thinking Mode
Abstract
The symbol-and-number thinking mode in I Ching theory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of China.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entirety than individuality, functions than structures, the concrete than the abstract and changes in a circle than changes by means of innovation. It is the thinking mode that has decided the features and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values, the manner of conduct,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the customs and conven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I Ching theory; symbol-and-number thinking mode; yin and yang; five elements
象数思维方式是易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中华思维方式的元点和代表，它不仅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面貌、特性和走向，而且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不仅渗透到最深层面的民族心理结构，而且渗透到外显层面的实用操作技术；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各学科。
象数思维方式具有以下特征，并在各自层面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
一、整体性特征——重整体和合，轻个体分析
整体观念是《周易》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周易》卦爻是一个整体，八卦、六十四卦为两级全息系统。八卦是阴阳二爻三维组合体，六十四卦是阴阳二爻六维组合体。后者六个爻位上二爻为天道、下二爻为地道、中二爻为人道，天地人三才融为一体。卦爻符号模型是事物呈现运动模式，筮法数字模型是事物潜在运动模式，对天地的推演、时间的发展、宇宙阴阳规律的变化作整体模拟，对万事万物的生成、分类、变化、运动作系统描述。六十四卦模式以“六爻”、“六位”关系为基础，以时、位、中、比、应、乘等为原则和标准，给人们提供一个从时间、空间、条件、关系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
易道的“一阴一阳”既说明人与自然具有对立性，也说明其具有和谐性、统一性。“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表示对立面的相互推移、相互转化与相互依存。《易传》提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认为不同事物只要同类就可相互感应、相互吸引，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念。《易传》将“保合太和”看成是“易”的最高理想境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对立与和谐、感应与交流被《周易》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周易》的基本思维理念，开创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
历代象数学家通过取象思维大大强化了这一特征。汉易象数学家发明的卦气说、爻辰说将天文、物候、节气、时令等要素纳入卦中，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宫说、纳甲说将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人伦等级、月体盈亏等视为一体；乾坤升降、卦变说以卦为本位，通过卦的化生变化，建立起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宋易象数派通过河洛图式、先天易图式构建世界的整体模式，将天时、地理、动植物、人体、器官、道德伦理、社会制度、历史演变等等统统纳入其中，以说明宇宙万事万物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普遍联系的整体；周敦颐的太极图式将宇宙“太极”与人伦“人极”相联系，从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论角度，把天地人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太极”整体和谐系统。
象数学家在解《易》中，所采用的取象、取数的方法，正是反映整体思维的特征。卦象、物象作为独立的个体，看似互不关连的，《说卦传》及象数学家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建立起卦象与物象、物象与物象之间的普遍联系，把原本复杂纷繁、互不连贯的宇宙万物加以整合，使之简约化、系统化。
象数学家还对整体观思想作过深刻的阐述。如邵雍在《观物外篇》中以“万”与“一”说明万物合则为一体，分则为万物：
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为分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
认为万事万物是逐层分化而来，个体事物的发展是从单纯到复杂，没有止境的，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犹如根—干—枝—叶，只是“合”与“衍”的区别，所谓“合一衍万”，即是整体思维的反映。
清代方以智提出“细统”说，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
有质者皆地，而所以然者皆天，同时皆备，同时浑沦，此统本末也，幽明大小皆交汁为一者也。五行七曜，五方六矩，两端交摄，相制相生，定盘推盘，有几可研，此细本末也。统在细中，有统统，有细统，有统细，有细细，差别不明，则 无以开物成务，而释疑辨惑者无从征焉。（《周易时论合编．系辞上》）
认为天地是一个“同时皆备，同时浑沦”的整体，一切大小本末事物都在它的统摄之下，即“统本末”；这一整体的各部分存在差别，又存在相交、相生、相制、相转换的联系，此即“细本末”。整体不脱离个体部分而存在，整体有“统统”和“细统”之别，部分又有“统细”、“细细”之别。在统一的整体中，事物的层次总是统中有细，细中有统，“统”与“细”相互蕴涵。
整体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各层面影响极为深远。就《周易》整体太和观与儒道两家的整体和谐观相比而言，儒家强调“中庸”，偏向于将自然人化；道家强调“混沌”、“素朴”，偏向于将人自然化。而《易》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等感应、对等交流，又不抹煞各自的对立、独立的特性。《周易》“太极”是阴阳整体对待和谐的最高概念，也是象数思维的理性提炼(宋明以后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太极观的形象写照)。只是在后世的发展中，《易》整体和谐的一面被强化，而独立、对待的一面被弱化。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思想，经后代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大一统”思维方式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随着大一统思维的不断深化，“太极”被视为至尊的“一”，世界万物起源于“一”，全国定于一尊，就是皇帝，这种思维方式在调和矛盾、巩固民族团结、稳定国家政治、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并促进统一、防止并结束分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民众的斗争性、独立性被遏制，迎合或促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形成了一元化政治结构。
整体、求同的思维偏向，重视主体作用，对问题的探讨往往从内因、主体出发，只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适应、协调、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发展。形成内向、忍让、依赖的民族性格，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保守退让、模棱两可，缺乏独立、竞争、果断、直率。只求“随大流”，个性、主体意志被削弱甚至泯灭。
就对传统科技的影响而言，在中医学中表现最为突出。中医素有“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之认识。作为中医理论圭臬的《黄帝内经》不仅将人体内脏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将人与宇宙自然看成是一个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大
